他是病人，不是罪人
昨天，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
NHK在2010年播出了一部纪录片《与艾滋病同行》，揭开了艾滋病患者在现实生活里面临的困境，难以启齿的心情。
在更早的2001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推出过专题报道，直击一位艾滋病患者真实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刻。
艾滋病人小路（2001）
最初，小路还不是小路。
他是卢鼎盛，出生于广东潮州，24岁便跟着亲戚一起去到泰国打工。在异国他乡的日子简单而快乐，小路还结识了一位名叫美恋的潮汕女子，对未来两人有无限的憧憬。
但一切幸福，都在小路32岁那一年戛然而止。
那天，他陪表弟在汕头市防疫站做体检。有毒瘾的表弟没被查出什么问题，反而是小路接到噩耗：感染HIV。
自那天起，他的身份变成了“艾滋病人小路”。
小路，小路——永远都像是一个过客、一个路人，哪里都不是家，无处可去，没有任何时刻能将他容纳，也没人期待他的到来。
不得不承认，即便到现今，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艾滋病不再只是单纯的一种疾病，它本身充满了无数隐喻与联想：
滥交、吸毒、淫乱、同性恋、私生活糜烂……
尤其在20年前的广东，一座信息闭塞的小村庄，艾滋病引发过怎样的轩然大波，小路又经历了怎样的异样眼光与纷纷议论，我们已无从得知。
但小路说，在被检测出HIV的当天晚上，他便钻到桥底，一待就是整夜。
周身是初夏的蛙鸣，耗子窜来窜去，整个世界依然那样热闹，即便是在深更半夜。
但小路却倍感无助，全身心都在渴求一个结束。
但他没有。不是因为不敢，而是因为不甘。
后来在接受《深圳晚报》记者涂俏和摄影师陈远忠的拍摄采访时，小路说，倘若那晚他选择结束生命，那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死。
和爱人美恋四处投医时，小路也在不断回溯着病毒找上自己的源头。
美恋最先想起来，在泰国时，小路曾因突如其来的上吐下泻和高烧住过一个多月的院。
而在那之前，他曾帮一位负伤的女工友包扎伤口。很不小心地，划伤女工的针头又戳到了小路的手，血流不止，但他没有在意。
那位女工，8个月后死于艾滋病。
那一年，是1991年。直到1997年，小路才因为检疫中心的例行检查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他早已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
记者涂俏，是在2000年春天才认识小路的。
在此之前，她一直关注艾滋病话题，却始终没找到合适患者进行采访。
小路也不是涂俏找到的，他是自己主动与媒体接触的。
小路没有提过看病的总花销到底有多少，只透露了一个细节。1998年底，父母用几万元退休金送他去泰国接受鸡尾酒疗法。治疗过程相当痛苦，费用更惊人，一年需要15万。再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小路，很快就花光了所有积蓄。
为什么不去试试社会求助？因为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艾滋病是自食恶果，罪有应得。
即便是长期关注社会边缘话题、对艾滋病有一定了解的涂俏，第一次真正见到艾滋病人时，仍然止不住地恐惧。
在面对《新闻调查》记者王志的采访时，她提到了当时见面的细节。
“艾滋病人小路”的身份被揭开的刹那，涂俏第一反应便是冲进厕所，拼了命地用水洗手，指甲缝都没有放过。
之后，摄影师陈远忠加入进来。他对小路的第一印象也是，好靓仔。但接下来的反应跟涂俏如出一辙。
而小路呢？没人在意他的离开。但他却想，如果能多活一秒，也是好的。
涂俏在后来回忆起两人那半年共度的时光，想起的都是小路的笑。
他总会突然给她打电话，就是要告诉她，“今天阳光多么灿烂，我觉得今天真好。”
2001年节目播出时，小路已经去世了。
在《艾滋病人小路》中，除了面对面的采访外，大部分真实影像都来自涂俏和陈远忠对小路为期1个月的跟拍。那时候小路已经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主动提出可以制作一部纪录片。
而在此前大部分的时间里，涂俏就和小路面对面坐着，并排走着，他说，她听。她看着小路一点一点衰弱，腰上长了一圈卡波氏肉瘤，“像围了个大苦瓜。”
小路唯一的弟弟在泰国也感染了艾滋病，发现时已经病入膏肓，住院一周后便撒手人寰。
正是弟弟的死亡，让始终乐观的小路意识到，自己也是大限将至。他决定再回一次曾经生活了8年的泰国看一眼。
小路带着两位记者去了泰国艾滋病村“天堂之家”。
在涂俏和陈远忠的眼里，“天堂之家”就是真正的人间炼狱。空地上是一些死去还来不及火化的腐烂尸体，地上奄奄一息的，男女老少甚至几个月大的婴儿都有，到处都是呻吟。
从那儿出来后，两个记者浑身发抖。回到车里，他们不再跟小路坐一排，而是躺在后车厢，一言不发。
涂俏将手和脚全部伸出来，暴露在太阳之下。“因为听说，艾滋病毒在太阳下暴晒一分钟就会消失。”
这一次“天堂之家”的拜访，让涂俏第一次意识到艾滋病的可怕和无情，那种摧枯拉朽似的身心入侵，人类在病毒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这也直接影响了涂俏的心境，她不愿意继续陪小路前往下一站，恨不得立马逃离这一切。
但小路执意要去，那是他一直想带大家去看看的泰国一家艾滋病咨询机构。小路认为未来的中国需要这种地方，“那是改变人性的！”
那也是他第一次在镜头前暴跳如雷。
他痛苦而无助地朝两位自己朝夕相处的朋友喊道：你们都是幸福家庭的人！
到后来，小路也不是小路了。
他反复说自己愿意做一根枕木，让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列车从他身上辗过去。
回国后，小路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但他不敢以艾滋病人身份去医院，只好骗医生说得了狂犬病。
到最后，他体内的HIV病毒载量已经增至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体温高达41.5°，什么都吃不进去，就连青菜叶子也消化不掉。
没有钱去医院治疗了，小路还孤注一掷地找了一位江湖游医。那人拿烟去熏小路的鼻子，说能让艾滋病毒顺着他的口水流出。
小路痛苦万分，鼻涕眼泪口水夹杂着向下淌，涂俏站在一旁看得大哭，当时就跟那个庸医吵起来。可话还没说完，小路咚地一声栽倒在地，大小便失禁，陷入昏迷。
当天傍晚7点30分，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央视这期《艾滋病人小路》，播出至今已经20年了。再回望那段历史，你会发现许多东西仍然没有改变。
人们谈及艾滋病，最根深蒂固的反应依然是“脏”，是闻之色变、避之不及，是下意识的道德批判。
谣言散去，留下的是什么呢？没有人为曾经的那些伤痛道歉。
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因担心被发现，不坦诚自己的艾滋病史，不持续坚持治疗，致使生命过早被终结，也导致不知情人被感染的悲剧不断重演；
即便艾滋病传播的途径一再科普，他们仍然被迫自我远离人群，不敢与人共用餐具，不敢拥抱、接吻，唯唯诺诺缩起身子，连碰碰肩膀都战战兢兢。
他们的人生，如同20多年前的艾滋病人小路一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当年节目的尾声，几个数字被列出，仿佛振聋发聩的警钟。
正是那一年，联合国向中国发出了红色预警：“中国正处在艾滋病灾难的边缘，一艘巨轮正在撞向冰山。”
好在国家逐步重视艾滋病的防范与救治。
2001年，发布《中国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
2003年起，实施“四免一关怀”，为HIV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治疗；
201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希望全球能在2030年结束艾滋病的流行；
2017年，发布《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强调社会共同参与，减少社会歧视；
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约95.8万，整体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
而截至2020年8月，此前逐年递增的艾滋病新发病数量，第一次有了大幅下滑。
数据来源：疾病预防控制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并制图。
但这些数据是否真实地涵盖了所有？
近些年来，全社会对于艾滋病的不接纳与不理解依然存在，艾滋污名化带来的痛苦也依然存在。
而在2001年《艾滋病人小路》节目播出后，涂俏和陈远忠也遭到众多非议。
作为小路生命最后历程的陪伴者与记录者，他们的脆弱、恐惧在片中一览无遗。
有人说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些情绪加深了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制造了对艾滋病人的恐慌；
有人说他们丧失人性，非要把生命最灰暗最惨烈的部分展现出来，是对个体生命尊严的蔑视。
可是，再恐惧、再不安、再崩溃，他们依然陪在小路身旁。难道这不正是一种最好、最直接的对于艾滋污名化的反击吗？
他们的经历告诉每一个人：与艾滋病人呼吸同样的空气、待在同一处密闭空间、握手、拥抱、一起进餐……
都不会传染。
而我们普通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倘若无端的恐惧无法根除，是不是可以对艾滋病多一些了解，对艾滋病人多一些理解？
人类共同的敌人，是艾滋病病毒，而不是艾滋病病人。
他们，也只是病人，不是罪人。
艾滋病人小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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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稻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