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使我有名全是酒，酒里啥都有
酒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标配。
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饮酒史。文人雅士，只须手握一杯美酒，动人诗句便自胸中汩汩流淌。
酒之神奇，就在于它在文化的演进过程中，起到催化剂一般的作用。
没有酒，文化照样发展，有酒，文化中便会更多一些伤感、快意与柔情。
没有酒，李白、苏轼的豪情无处寄托；有酒，杜甫、辛稼轩的失意则有地儿挥洒。
德国大诗人歌德说：酒使人心欢愉，而欢愉正是所有美德之母。但若你饮了酒，一切后果加倍：加倍的率直、加倍的进取、加倍的活跃。我继续对葡萄树芽做精神上的对话，它们能使我产生伟大的思想，使我创造出美妙的事物。
提倡酒神精神的大哲尼采则自称为“酒神哲学家”。
——无论中西，酒皆是产生伟大思想和创造妙物的媒介。
所差别不过是，酿酒的方法以及对酒的命名和认知。[1]
来感受一下那些因饮下美酒所产生的诗句，看它是不是格外灵动活泼？
曹孟德自问自答：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李太白豪爽放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杜牧之怀古思今：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白居易发出邀请：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范仲淹满腹思乡情怀：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易安女士惆怅寂寞：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
宋祁留恋易逝光阴：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
太多了，难以穷尽。
但爱饮酒到东坡先生这个份上的文人，还真不多。他曾认真地夸过一个海口：“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跟我比谁更喜欢饮酒，各位都是个渣渣、青铜，你们不行。
关键问题是，东坡酒量奇差，他自己也乐于承认，像他这种没有酒量还喜欢饮酒，且把饮酒当成人间乐事的人，怕也不多吧。
理论上讲，酒量这件事，分先天和后天两种情况，有人生下来便是善饮者，有人通过后天练习也能成为善饮者，东坡先生属于先天和后天都与善饮无关的人，却依然对酒情有独钟。
以下这几句话都是他对自己酒量的说明，是直接证据，无法赖帐。
“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我酒量虽然不行，但只要拿起酒杯，就能感受到饮酒的乐趣。）
“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其均齐。”（我一喝就醉，但所获乐趣与善饮者不相上下。）
“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像我这种不能喝的人，一杯就醉啦。）
“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2]矣。”（我小时候一看到酒杯就醉了。现在有了进步，能饮三小杯。）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ge），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我喝一天也不过五合，天底没有比咱酒量更差的人了。）
五合，换算成现在的重量是一斤半，这酒量小吗？按今天的白酒（暂不管高度与低度），一斤半当然厉害，但按宋朝的酒计，这酒量算一般中的一般。
苏东坡生活的北宋时期，烈性酒还没有出现，那时的酒，一般都是黍、秫、麦、糯米煮烂后加上酒母酿成的，成酒过程短，未经蒸馏，酒精含量远低于现在的白酒，度数亦低，所以，苏东坡一天才喝了不到一斤半，实在是相当小的酒量。
自称酒量小尚有谦虚之嫌，按我们的生活经验，在酒桌上，有许多自称量小但实际上特别能喝的人——按这个理解，苏先生可能只是谦虚。
酒友黄庭坚的证言，则基本将“东坡酒量甚小“这一说法坐实：“东坡居士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这里的龠（yue），等于半合，和东坡自称的酒量大差不差。
为让大家对东坡先生的酒量有个直观的认识，举个例子，宋初有个名将曹翰，天生好酒，喝几斗而不醉。一斗等于十升，一升等于十合，换算下来会发现，苏东坡的酒量只相当于曹翰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对酒的爱——真真切切的爱，实实在在的爱，他的作品里，“酒”出现的频次不可胜数，遍布诸种文体，诗里写酒，词里写酒，文章里也不例外——字字句句，酒香四溢。
东坡先生所迷恋的，似乎并不是酒本身，而是酒所代表的人生体验。悲愁时要饮酒，开心时要饮酒，痛苦时要饮酒，寂寞时要饮酒，看到好风景要饮酒，与好友相聚也要饮酒。
在某种程度上，酒能使人生体验得以强化。
酒于中国文人，终究不只是杯中物，不只是叫人上瘾的琼浆玉液，它还是与天地沟通的媒介，情感抒发的通道，写作灵感的助产婆，加强友情的润滑剂。
酒之于苏东坡亦是如此。
他不是在饮酒，就是在去往饮酒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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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我有名全是酒。
敢说这话的，除了李白，怕也只有苏轼了。李太白豪放不羁，潇洒天性，大嘴一张，俱是傲气：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饮者如何留名？凭酒量，那最多不过是一酒鬼而已——凭的当然是天纵才华，只须饮下美酒，妙句便汹涌不止，喷薄而出，随之流芳千古，这得何等狂妄与自信？
东坡的这句“使我有名全是酒”也狂，与李太白有异曲同工，但在读者的接受度上，却比李太白高太多。李白的诗句狂略显偏执（还要拿圣贤垫背），东坡的诗句狂则显温和（只拿自己说事）——至少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这样。
东坡大约在说：苏某人所以闻名天下，皆因为有酒相伴，才写下诸多名诗/名词/名篇。但仔细琢磨，这句的狂，哪里输给李白半点？明里是说酒，内里仍然是夸自己才华横溢，无人抵挡。
不过，这两位再狂，我们也没话讲，并且乐于接受——他们都是千年一遇的天才，下凡到人间的文曲。
使我有名全是酒——不只是诗人的豪放之语，且有具体的数据做支撑，据统计，《东坡全集》中，“酒”字一共出现900余次，而他的三百余首词作中，“酒”字亦出现80次之多——况且，还有许多作品中写饮酒场面，并不直接写出“酒”字。
苏东坡的诸多名篇，皆为酒后所作，因为酒的助力，这些名作更显飘逸洒脱——或许是掩藏在背后的现实太过沉重，才不得不借助于酒的力量，来获得暂时之解脱，因而愈要写得飘逸潇洒——以至于人们总以为他是神仙下凡，尊为坡仙——这算后人对于东坡的一种有趣的误读——他的沉重被后世刻意忽略了。
对月图 南宋马远（传）绘
老实说，像东坡这样的全才型人物，在当世觉得寂寞，在后世亦然寂寞——因有时代的隔膜，我们对他只能有更多的误读和曲解。
强调酒在东坡创作中的作用，但仍需要说明一个特别浅显的道理：没有才情，喝多少酒都没用，才情本就横溢，酒便成为最好的催化剂。
鲁迅先生在其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有些人读书，读成了书橱；有些人喝酒，喝成了酒坛子。
来看他的几首酒后名作。
其一，千古传诵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观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前有题：“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此词做于熙宁九年丙辰（1076）中秋，时苏轼在密州做知州，为地方政府首长。“欢饮达旦”是说喝了一个通宵，“大醉”两个字，是说作词时的状态：喝多了，上头了，但还没到烂醉的地步，一时兴奋，文思泉涌，喷薄而出，挥毫落纸，写下这首不朽名作。
这是苏轼在密州度过的第二个中秋节，前年冬天到密，去年春天便遇蝗灾，很长一段时间忙于救灾，终于灭蝗成功，之后又忙于捕盗和其它公务。这年中秋，苏知州与同僚终于有了一次彻底放松的机会。我们大约可以想象：当晚月色如水，凉风习习，苏轼与诸位同僚坐在超然台上，举杯望月，肆意谈笑，此前的诸多辛苦在这月圆之夜一笔勾销，因此精神上格外轻松，格外欢乐。
苏轼此前便有词名，但到“明月几时有”，他在词坛地位，便从一般偶像直接封神了！假如说《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法的封神之作，《将进酒》是太白诗的封神之作，《水调歌头》便是东坡词的封神之作。
读者诸君有无发现，这三首（篇）“神作”皆与酒有关：羲之酒后书《兰亭序》，飘逸遒媚；李白豪饮高歌做《将进酒》，起伏跌宕；东坡欢饮达旦而有《水调歌头》，大开大阖——借由酒，艺术创作得以解脱束缚，获得绝对的自由（哪怕只是暂时获得），艺术家对人生的了悟亦进入了新的境界。
尼采所提倡的“酒神精神”主张，人应从生命的绝对无意义中获得悲剧性陶醉：人生是幕悲剧，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它的没有终极根据，但生命敢于承担自身的无意义而并不消沉衰落，这正是生命的骄傲——从这个意义上讲，王羲之、李白、苏轼都是酒神精神的承载者。
对此词，后世论家赞美之辞甚多，略举几例。
胡仔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各位，你们不要（也没必要）再写中秋词了，努力也是枉然。后世才子们当然不信邪，依然照做，不过直到目前，胡仔的判断仍然有效。
张炎称，“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没达到一定水准，断断写不出此词的境界。
沈际飞评之为“谪仙再来”（苏先生就是李白再世啊！），杨慎则总结为“中秋词古今绝唱”（李白也比不了苏先生！）。
陈廷焯称，“落笔高超，飘飘有凌云之气，谪仙而后，定以髯苏为巨擘矣”，苏先生文笔极妙，读之若腾云驾雾，李白之后最牛的就是他！
王国维先生的评论最得我心：东坡《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常调论之。王国维认为这词是情感积蓄已久的释放，是格调高绝无法企及的巅峰，不能拿一般评论诗词的标准来套到它身上。
确实，这种神作，属于不讲理的天纵之笔，没办法以常理度之。岂独外人无法做出，就连东坡自己，恐怕也不能写出第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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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阙开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便营造出不凡气势，既有面对浩茫宇宙的巨大空间感，又有思接千载的漫长时间感，纵李白名句“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在前，亦不能挡住它所散发的光芒。
顺着明月几时有之问，顺而生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之问，这句为用典，化自牛僧孺（一说韦瓘）《周秦行记》中诗句“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牛诗写的尚是人间，东坡词一下子把目光提到天上，视野顿时变得极为开阔，一种巨大无比的开阔。这句虽是设问，但并没有求得一个答案的意思，是何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引出下面的“我欲乘风归去”，活在人间琐事缠身，忙碌种种，烦恼种种，如此美好夜景，月影婆娑，水银泻地，怎不让人浮想联翩——想到那天上，做个逍遥神仙，消除一切无趣乏味的人生，快意潇洒。读至此处，以为作者要快活地飞向天宫去了——他只需给自己装一对翅膀，就能飞起来，这事东坡能干得出来——哪料这先生却将笔锋一转，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回头：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许多人将“寒”理解为寒冷，不能算错，但不确，寒冷有甚可怕，多穿件衣服就是了。这里除了气候，更是指气氛和环境，是指孤冷凄清的状态，矛盾心情只这一句便彻底地露馅了！厌烦于人间的不好，却又胆怯于天上的孤冷凄清，只此一个念头，就把自己又拽了回来，从天上又到了地上，怕只有苏东坡敢这么写：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其实，不必到天上去，不必到月宫中，苏某人在这月色下，伴着自己的影子跳舞，清影随人，哪里像在人间？此便是神仙矣！在人间，亦可以做神仙。
——既有逃离现实的瞬间之思，又有对人世的无限依恋，最后中和出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在人间做个神仙罢。
下阙主题完全明朗起来，彻底地回到现实中，决不再提天上事，即便那句“月有阴晴圆缺”，说的也还是人间事而已，用来强调“人有悲观离合”。
作者把浩渺广大的思绪收回来，回到本体——“我”，回到对人世的关怀，“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是写景，是为铺垫后面的情绪服务的，月光在朱阁上移动，照射进雕花的门窗，照着不眠人——当然也包括“我”。为什么无眠？为那人间的诸多“不能团圆”，如东坡和弟弟子由，一个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一个在密州（今山东诸城），相距不算遥远，却因种种原因无法相聚，即便如此，东坡又宽慰自己和世人“不应有恨”，（其实恨也无用，徒增烦恼耳）——不应恨月圆之时而人不能团圆。“恨”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如“恨”无法消解，只能让生活变得更加难过，让自己被烦恼一直纠缠下去——因此我们要想办法克服这种情绪。
但只说“不应有恨”，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就像日常生活中，家长对孩子的那些命令，这样不行，那样不准，孩子嘴上服从，但心里未必接受。东坡仍要给出一个答案：为何“不应有恨“？
他的答案是明确又明确的：人有悲观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所谓悲观离合，本是人间平常事；所谓阴晴圆缺，本是天上平常事，既然是平常事，自然应以平常心待之，谁也勉强不得。自古以来，没有人可以违背规律行事。我们何必自寻烦恼，跟规律做对呢？接受它，融纳它——换个现代的词，叫“和解”。与天地和解，与规律和解，与自己和解——唯有如此，方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不拧巴。此为内在的和谐。
看到这里，心情是否放松了一些，思念是否纾解了一些？但内心仍然会有隐隐的遗憾罢，请放心，东坡先生早窥到了你所思所想，于是便有了一句美好的收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既是他的祝福，是他对世间所施行的人文关怀，也是他提供的纾解思念的终极解决方案：看那轮明月，你和你思念的人都在看它，感受它，它可以帮我们传达思念和祝福，传达你心底最想说的那些话。此为外在的和谐。
心情一下子好多了，转沉重而轻盈——你的思念被月光传递到了另一个空间，对方心领神会。这不只是作者对自己的宽慰以及与世人的共勉，还是作者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它切切实实地可以在精神上给我们以自洽和放松，让我们的情绪得到释放。类似的诗句还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这些诗句之所以千古流传，除了审美的意义而外，还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属性和作用：宽慰我们的情绪，解放我们的精神。
其二，写于黄州时的《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词创作的具体时间，有说是元丰五年（1082）九月，有说是元丰六年（1083）四月，无论是哪个时间，都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创作背景做一大体之了解：写作此词时，距苏先生贬黄州，已经过较长一段时间，他习惯了东坡的农耕生活，在当地拥有了不少朋友（外地的朋友也纷纷来黄州看他），平日里，劳动、会友、饮酒、写作、郊游、练习书法、研究美食，日子充实满足，内心平和宁静。根据他在黄州这几年的表现，我们甚至可以推断：若没有太大意外，他可能考虑在黄州定居——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成功地化解了自己的中年危机，并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他爱上了这里的山水，这里的美食，以及这里的人，这里的生活。一个切实的可以证明苏先生想定居黄州的证据是，他在元丰五年三月还特地跑到沙湖看田，想要购置一块不动产。
退一步讲，即便不想定居，至少也会在此地住上十年八年。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没有。
这个佛教和道教的信徒，骨子里却是个地道的儒士，他总想将自己的一腔热血，付与大宋朝廷，付与黎民百姓，付与万里河山。哪曾想，偏偏就没有人给他一个机会，一个平台。他只能在偏僻的黄州小城中，任岁月匆匆流逝，任年华随意凋落——他内心里一定暗暗着急吧：朝廷再不起用老子，老子可就真的老了！
老去诗人怨寂寥——他的这种寂寥，别人不懂，包括那些与他交好的人——隐居世外的陈季常不懂，黄州太守徐大受不懂，道士杨世昌不懂，青年米芾不懂——无人可懂，自然只能在诗词中倾诉。
上阙写饮酒及饮酒后之情景：在东坡的雪堂与朋友聚饮，大概是开心吧，酒喝得有点久，先是喝醉一次，酒醒后继续，又一次喝醉，待回到临皋的家时，已是三更光景。负责看门的家童睡得死，打着香甜的呼噜，此起彼伏，任苏先生怎么敲门都无回应。苏先生倒也潇洒：不开就不开吧，拄着他的拐杖来到江边，在暗夜里听江水滔滔——我就想，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无非是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继续敲门，继续大声呼喊，直到家僮或家人出来开门为止；另一种是转身离去，就近找个客栈凑和一个晚上（假如有客栈的话）。苏先生不是常人，未采用我们常人的处理方式。
即便“倚杖听江声”，对于读者，似乎也不会觉得怎样，大概稍显突兀而已——事实上，作者已经为后面的情绪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内心起伏，甚而澎湃。由江声想到流水，由流水想到时间——大概听江声的此刻，作者一定想到了孔夫子感叹时光流逝的那幅画面，“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果然，到下阙，情势急转直下，首句上来便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恨”字惹人注目，用得突然，作者因何生“恨”——把握不住的时间，得不到重用的机会，想将此身托付给皇帝和朝廷，但身不由己，不被任用，只能在黄州继续混日子。
这还不是一般的“恨”，是“长恨”，是“持续的恨”。这个长恨可与《水调歌头》中的“不应有恨”互参，作者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挣扎徘徊，于这个“恨”字里显露无遗。
“此身非我有”典出《庄子·知北游》：“舜问乎丞相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此身非我有，乃拘于外物之故，因而生身不由己之感——换个说法讲就是，只有接受命运安排，接受已经写好的剧本，而不能自己下笔修改剧本。
即然身不由己，自然不知何时能“忘却营营”。作者无奈到极点了，走投无路了，我等读者仿佛都能够听到他心碎的声音了。再来一次换位思考，如我等常人，此时此刻又会如何处理？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随波逐流，向生活投降，与命运妥协；另一种是学习哪吒，喊着“我命由我不由天”，和命运痛快地做一场搏斗。
这又是我们常人和东坡的不同了。东坡给出的是第三种选择：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我驾一叶扁舟，到那江海里去度过余生——既未向命运妥协，也没有和命运做一场搏斗，而是——从世间彻底地消失，隐退。
这个选择不是东坡“发明”的，是孔夫子的“发明”，夫子曾经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夫子意思是，大道（我的主张）无法推行于天下，咱就坐个小船去到那遥远的海上——那是怎样的一种决绝呢？怎样的一种失望？东坡借此大约也是表明自己心志，不妥协不投降，即便真的无路可走。
有一点他与夫子不同，夫子出海还打算带上子路，东坡却似乎没打算带上任何人——这可能是更深的一种决绝。
这是掩藏在那个乐天知命热爱生活的苏轼背后的另一面，也大概是他未能完全地与命运达成和解的一个例证。
近代知名学者俞陛云评点此词，“写江上夜归情景，忽欲扁舟入海，此老胸次，时有绝尘霞举之思”。
东坡的那种宏大的寂寞，我们一般人真的难产生同理心，他也便更加寂寞了。
本是酒后的一首词作，不想引发了连锁反应，盖因东坡每有所作，立马为人传诵，遂有人曲解造谣，说东坡写完此词的当晚，便驾一叶扁舟远去，不知所向。
这谣言先是传到黄州太守徐大受的耳朵里，犯官逃遁，非同小可，徐氏为一州长官，对犯官有监管之责，倘若苏轼就此不见，上边一定会追责到他身上来。徐大受听闻消息，赶紧往苏家探测实情。哪料进门一瞧，东坡先生鼾声如雷，睡得正香，不禁拊掌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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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写于徐州时的《月夜与客饮杏花下》：
杏花飞帘散馀春，明月入户寻幽人。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薄酒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东坡好诗词太多，这首不闻于世，算是被湮没的佳作。时作者在徐州任太守，元丰二年（1079）的某个春日月夜，苏轼与王适王遹兄弟，于一棵开满繁花的杏树底下，置办酒宴，接待远道而来的一个四川老乡张师厚，如此良夜，王氏兄弟吹洞箫助兴，作者亦也兴致高昂，与客人频频举杯。
东坡酒后诗词，一般皆情感浓郁之作，这首诗却写得清丽简洁，叫人耳目一新。吃多了大鱼大肉，换碟青菜转换口味便会有惊喜之感。“杏花飞帘散馀春，明月入户寻幽人”，一个散字，一个寻字，让整首诗一下子活了起来：杏花和明月是静物，前者去“散”，后者来“寻”，杏花和明月立马拥有了人格，活泼泼地在人间搞起来事情来了！按一般道理而言，花开花落，月升月沉，本是自然现象，苏轼却借助于“散”和“寻”，与花与月有了互动，人与物之间在情感上便获得了共情。
特别是这轮明月，完全不像其他诗人笔下的月亮——大多数的月亮诗，月亮不过是客体，是陪衬，是为描摹心情服务的。少有诗家词家将月亮人格化。这首诗里的月亮，大约是受李白“举杯邀明月”之启发，然后又做了一次大胆的创新：李白诗中，明月是客，李白是主，苏轼的明月却反客为主，主动来晤作者了。（换个角度想就是，好诗已被唐人写尽，宋人想要有所超越或不落巢臼，必得想着法儿实现创新。）
东坡并未客气，愉快地接受明月的邀约，仿若与它是多年老友。“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揽衣举足，踱步于花影月光之中，月光皎洁，宛如流水，花影婆娑，像粼粼波光下的青苹。本来是沉静平稳的月夜，经作者妙手，竟赋予它某种特别的动感：人随月动，月亦如流水在动，月影如青苹摇曳。诗人知月惜花，与景色融为一体。
只有欣赏，感慨，显然是不够的，不足以表达作者对美好春天的无限向往，以及对它之短暂所流露的惋惜之情。他需要制造一场互动，以求更深更广地进入到春天的身体乃至灵魂当中。如何互动——那便是“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花间置酒，花香与酒香交融，空气里全是香气；争挽长条，轻摇树枝，杏花纷纷落下，如同制造了一场春日雪景。让这春天更来得丰盛些，更热烈些，让我们与它更亲密一些。
便只有以上六句，便可称一首好诗，一首极佳的春日诗——可以就此打住，再往下写下去，搞不好很容易画蛇添足。
但苏大人哪里肯停，他总要抒发一下情绪的——这是苏氏创作的一大特点，赵翼在《瓯北诗话》里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所谓以文为诗，便是突破诗的文体限制和内容限制，将散文创作的方法、章法，引入到诗歌创作当中；忽视平仄、音韵等声律；将议论带入诗歌，抒发更多情绪和见解。
之后四句，是作者情绪的呈现，“山城薄酒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各位，山城之酒，确非好酒，这又如何？咱有这大好月光，这无穷无尽的月光，可以弥补酒味之薄。来，吸一口这杯中月，以月代酒，依然香气四溢！——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东坡豪气。哪知，接下来作者笔锋猛一转，却道出“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悠扬空灵的洞箫声停止，“且吸杯中月”的作者忍不住担忧起来了：月亮很快就要落下去，连这月光也吸不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酒杯在那里——情绪在这里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豪气在胸中激荡未尽，却猛不丁地变成了伤感和寂寞。
作者的思绪借此又延宕开去，接着忧虑起来明天来：“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如果明天刮一场春风，这满树的杏花可能也要全落了，枝头上只剩下绿叶和几点残红。我的天，春天就这么过去了，美好的景色如此短暂，叫我如何不惆怅？
沿着作者的忧虑，从今晚的月光，到美景的短暂，读者不难猜出他在诗之外的感慨：人生又何尝不短暂？岁月又何尝不短暂？
到最后一句时，惆怅的情绪浓郁得有点化不开。幸好，作者及时打住，没再过多地宣染这种情绪，留了一大片的白，给读者以思考空间。
其四，未确定写于何时的《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词无难点，也易理解。从“中秋谁与共孤光”句看，是写于某年的中秋节无疑。但写于何地，历来争论颇多，有说是杭州，有说是黄州，也有说是儋州。
此词的主题是什么？也有争论，有说是东坡想要建功立业，等待朝廷征用，故而“把盏凄然北望”；有说是抒发兄弟之情，中秋佳节，仍然与弟弟一南一北分隔异地，因此“把盏凄然北望”。
东坡一喝酒，本就容易感慨，遇上中秋节，这感慨就越发严重。中秋是一个刻度，时间的刻度，代表着时光的流逝。在他四十岁之后，我们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内在的紧迫和急切，这首尤其如此。
东坡先生的紧迫和急切是多面向的：一则是人生已过大半，心理上的压力愈来愈大；二则建功立业看起来仍然遥遥无期，不免难过悲伤；三则自己虽好热闹，却不免常陷入孤独当中；四则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摇摆，彷徨不知去向何方。
仔细品读这词，就会发现，其主题非是单纯的建功立业或是思念亲朋好友，它是作者的一种综合的情绪反应，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面向皆在这首词中。
东坡以豪放著称，但写起这种抒发内心痛苦的作品，仍然是一流高手。上阙从大处入手，“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起笔阔大，先声夺人，紧接着却笔锋一转，直接写起近景来，“夜来风叶已鸣廊”，简直是个绝佳的特写镜头，风吹树叶，簌簌作响，声音穿过长廊，镜头由自然之景转向人物主体，“看取眉头鬓上”，眉头鬓上是什么呢？——岁月流下的皱纹和白发。未有一字半句展示作者心理活动，但他心中所思所想哪有半点可以掩饰？
下阙写孤独和不得志，“酒贱常愁客少”是孤独，“月明多被云妨”是不得志，“中秋谁与共孤光”又回到孤独，但这几句连起来看，作者话中有话，“客少”也可以理解同道中人甚少，“云妨”可以理解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在当时那种环境之下，竟然难找到几个可以一起有所作为的朋友，既便如此，作者亦留下最后的希望，因而“凄然把盏北望”，北望什么呢？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望的对象是“朝廷”——仍然寄希望于一个重新被起用的机会，虽然这机会特别渺茫。
这“凄然”实在是太过“凄然”了。
东坡三书
三
东坡先生有一个能力，那就是在极为低落的情绪之下，他总能换个角度去思考和感受人生——换了角度，他便总能焕发出生命的另一面：生气勃勃的一面，充满希望的一面，快乐幸福的一面。
酒之于他，是倾吐情绪的工具和通道。但酒之于他，还有另一个功用：疗伤。比如他造酒酿酒的时候，便一扫阴郁难过之气，重新变得欢乐起来。
苏轼酿酒始于何时，难追究竟，但酿酒的爱好一直持续到晚年，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好饮酒好酿酒并不等于善酿酒，看过不少文章，言之凿凿称苏轼是酿酒专家，那些作者八成被一些表象给骗了：一来他总是讲得头头是道，二来还著有《东坡酒经》这种看起来相当专业的文章。
酿酒对他而言，顶多算个业余爱好，而远非专业。他喜欢的事情太多，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将这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太多喜欢的事情当中，便没办法用功太深且走得太远。作家格拉德威尔“一万小时定律”指出，“一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苏先生拿不出一万小时来，自然没机会成为酿酒大师。
苏轼贬谪黄州后，“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市面上的酒，难喝不说，且价格昂贵，他这个酒量不好但嗜酒的人，于此两难之际，便迫不得已要自己酿造了。
《岐亭五首其一》里可以看出东坡酿酒之原由：
酸酒如虀汤，甜酒如蜜汁。
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
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
几思压茅柴，禁网日夜急。
西邻椎瓮盎，醉倒猪与鸭。
君家大如掌，破屋无遮幂。
何从得此酒，冷面妒君赤。
定应好事人，千石供李白。
为君三日醉，蓬发不暇帻。
夜深欲踰垣，卧想春瓮泣。
君奴亦笑我，鬓齿行秃缺。
三年已四至，岁岁遭恶客。
人生几两屐，莫厌频来集。
黄州城内无好酒，这里的酸酒像咸菜汤，甜酒又甜到下不了嘴，东坡先生馋酒了，只能到黄州附近一个叫岐亭的地方，找他的好朋友陈季常去解决问题，因为陈家藏了好酒。
苏某人到黄州三年了，就没品到过味道正常一点的酒。但求一醉，几乎都不可能，是可忍，孰不可忍！怎么办？只能自己酿罢。北宋时，酒由政府专卖，私人是不能酿酒的，那只好偷偷地酿了。
苏轼酿酒的方子是从杨世昌道士那儿得到的，倒也不算复杂：蜂蜜四斤，炼熟，入热汤搅成一斗，加好面曲二两，南方白酒饼仔米曲一两半，捣细，用生绢袋子盛了，与蜜水共置一器，密封，等它发酵。三五天后即可饮用。
酒成之后，苏轼颇有成就感，遂作《蜜酒歌》赞之曰：
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
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
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
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
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
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
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苦中作乐，穷中作乐，苏轼达观开朗的一面在酿酒这事上表露无遗。在黄州时真是穷得叮当响，吃饭穿衣可能都是问题，但依然没有阻止住他酿酒的热情，他不厌其烦地盯着酿酒用的大瓮，观察发酵过程中的变化，并详实地记录下来。
至于这酒的味道，是否真像《蜜酒歌》所称道的那般香甜可口，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后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蜜水腐败者尔。尝一试之，后不复作。”如叶梦得所言属实，则证明苏轼的这次酿酒其实是一次非常失败的行动：因为蜜水腐败变质，让喝这蜜酒的人动不动就拉肚子。苏先生终于意兴阑珊，亲自结束了酿蜜酒的行动。
他在黄州可能只做过这一次蜜酒，就再也没有下文。
被贬惠州时，苏轼家中来客较多，酒也总是不够，尽管当地的官员朋友经常送酒给他，仍然不能满足所需，便又开始自酿，所酿之酒，比黄州时名目更多样，有罗浮春、真一酒、桂酒、万户春、紫罗衣酒等等。
苏轼跟当地客家人学着酿了一种糯米黄酒，因色泽如玉，芬芳醇厚，入口蜜甜，便将其名之为“罗浮春”，罗浮山乃粤南名山，风景秀丽，以山名为酒名，大约取其令人陶醉之意。他似乎也颇为这种黄酒所倾倒，动辄歌而咏之。
如写给邓守安的《寄邓道士（并引）》：
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
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
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
他热情地邀请这位道士朋友：老邓啊，有空来我这儿，一起尝尝咱酿的罗浮春啊。
如这首《寓居合江楼》：
海上葱昽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
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
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苏某人有这罗浮春，谁还羡慕那神仙生活。
某次，他酿成桂酒，请长子苏迈和三子苏过品尝，结果两个儿子只喝了一口就停下来，明明是桂酒，喝起来却像屠苏酒，显然是品质不过关。
从苏轼酿蜜酒和桂酒的经历来看，他酿的酒似乎大多并不见佳，但他关于酒的研究和理论，远远超出一般酒徒，比如他这段关于南酒与北酒的论证，就颇有见地：
北方之稻不足于阴，南方之麦不足于阳，故南方无嘉酒者，以曲麦杂阴气也，又况南海无麦而用米作曲耶？吾尝在京师，载麦百斛至钱塘以踏曲，是岁官酒比京酝。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当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无味。今在海南，取舶上面作曲，则酒亦绝佳。以此知其验也。
意思是说，酿酒这件事，原材料很重要，“北方之稻”和“南方之麦”都不是好的原材料，前者在生长时“不足于阴”，后者则“不足于阳”，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用北方的麦和南方的稻来酿酒——这可是苏某人亲身实践得出来的结论。
即便不算酿酒专家，苏先生也算个行家了。
[1]葡萄酒在中国历史悠久，但一直未成为主流饮品。两宋时，葡萄酒为稀缺资源，一般士大夫也难有机会喝到。陆游有诗云：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
[2]蕉叶，是一种浅底的酒杯，宋时酒杯，惟钟鼎为大，屈巵螺杯次之，梨花蕉叶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