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大家谈 | 李太生：艾滋病感染者新变化——这两类人群值得关注
谷松：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中国·大家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院特聘教授，中华医学会感染性疾病分会主任委员兼艾滋病学组组长，2018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的获得者李太生教授，欢迎您，李教授。
李太生：主持人好。大家好。
谷松：我们都知道您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和转化研究，尤其是在艾滋病的临床诊疗以及免疫学调控机制方面，开展了系统性创新性的一些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您在2018年获得了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您曾经表示这个奖对您人生而言意义重大，我相信您肯定拿过很多的奖，这个奖的意义重大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太生：能够在2018年获得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和骄傲。我记得很清楚，我的获奖感言是，我说这个奖它是第一次给了一个从事艾滋病临床工作的医生，它不是给我李太生一个人的，它应该是代表着过去20多年，中国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方面的千千万万的专家，大家的辛苦努力，最后把艾滋病由一个上世纪刚开始一个非常恐怖的、有传染性的致死性疾病，变为了一个可防、可控、可知的内科慢性病，由于这个成就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把这个荣誉给了艾滋病领域的医生，我只是作为这些医生的代表获得了这个奖。
谷松：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带领团队讨论形成了北京协和医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建议方案，挽救了多位重症患者的生命。您也曾经参与了非典期间的救治工作，我们对这些传染病的防治措施、手段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李太生：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遇到新的传染病的话，如果不到临床一线，不去看重症病人，你不可能得出新的经验。我在2020年2月7日，作为北京协和医院援鄂抗疫第二批医疗队队长到了武汉一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团队提出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发病的三个阶段的理论，进而提出早期给予低分子肝素抗凝和IVIG的治疗。治疗方案是我们2020年2月下旬提出来的，而且面向全世界，挽救了无数重症危重症新冠病人的生命，这是我觉得非常骄傲的地方。作为一个医生，当你遇到新的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到病人床旁去看病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临床医生的，遇到新的疾病，尤其新的传染病，像我作为感染科医生，一方面是有点害怕，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小小的要挑战新的疾病这种激动的感觉。
谷松：我们都知道艾滋病， 1981年美国发现第一例，中国是1985年发现的第一例。从最开始的谈艾色变到现在大家对艾滋病不管是诊疗还是正确的认知，都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您从事相关的研究也有30多年，并且带领您的团队在中国的艾滋病治疗方面比肩国际水平，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艾滋病的防和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水平？
李太生：我觉得对所有的疾病的认识都是从无知，到知道一点点，到知道比较多，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对艾滋病来讲，在1996年没有鸡尾酒疗法之前，当你接触这些病人的时候是非常恐怖的。我记得在1993年，当我刚刚开始去法国学习艾滋病知识的时候，带我的老师让我去给艾滋病人做查体，而且不戴手套。当我摸到病人的身体，病人又出汗，我感觉就像我摸到一条蛇一样，我自己一个晚上都吓得睡不着觉。当我认识到艾滋病仅仅是通过有限的这种血液、性和母婴传播，通过一般接触不会传染，我也就不害怕了。20多年来接触艾滋病病人，已有成千上万了，到现在为止，我艾滋病抗体仍然是阴性的，所以说我们认识到这种疾病才不害怕。当然你认识到之后，你要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能够把它的治疗成功率提高，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我们都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历程。1998年在我法国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研究认为经过有效抗病毒治疗，可以把病人的免疫系统重建，病人可以长期存活。应该说为艾滋病病人的长期生存打开了一个新的希望之门。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艾滋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使我们中国的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能够得到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当时我们在国内只有5种药，药物的配伍剂量都不是很清楚。这样我们在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的支持下，和国内的同道一起进行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科研攻关，换言之也就是从我们中国没有药到我们证明了我们国产药的方案也是有效的，进而我们又完善了这个方案，让这个药物通过剂量调整，通过组合调整，变成了我们说的效优、价廉、低毒的“中国方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拓展了针对艾滋病并发症的多学科治疗，使我们中国的艾滋病的感染者和病人在治疗之后，生存率明显提高，比如说2003年的时候，我们100个艾滋病病人或者感染者，一年有22.8%的病人死亡，到2014年我们下降到了3.1%，仅仅就是十几年时间，下降了86%。所以我们说在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下，在全国艾滋病预防和治疗人员的努力下，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把艾滋病这么一种致死性疾病在中国变成了像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内科慢性病，最起码病死率明显下降，大家不再谈艾色变了。
谷松：刚才您提到了一个2003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在这20年的时间从您的角度来看，中国确诊的艾滋病患者的病例是在减少还是在增加，毕竟我们的防控手段治疗手段都加大了。
李太生：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我们说治疗很成功，病死率明显下降，而且我们的检测人群防护的技术也在不断提高，尤其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教育，是不是艾滋病新报告的感染人数应该是逐年的下降，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新感染人数在过去5年，平均每年新检测发现10万的感染者，速度、人数都在增加。2015年，在发现的感染者中间有35%的人，已经到艾滋病的发病期了，2020年发现了13万多人，其中有38.9%的人发现的时候已经进入发病期了。另外国家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说，从感染到艾滋病确诊，平均是5.5年。我们团队也有一个研究，艾滋病发病期，如果不给予有效治疗，一年之内50%的病人会死亡。我们又发现，如果他已经有艾滋病症状了，他要经过两个半月时间，平均要看3个以上的医院，4个以上的医生才能确定他是艾滋病的诊断。所以这些问题就告诉我们，我们中国在艾滋病治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我们早诊早期发现方面还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谷松：您觉得它暴露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李太生：我们从过去这几年流行病学数字显示来看，性途径感染的人数占到新感染者的98%以上，而且两个人群发病率特别高，一个是青年，第二是60岁以上老年，而且基本上多数都是男性为主，这就说明在艾滋病宣传和检测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改进空间。我们国内的很多老百姓是否知道艾滋病防治的科学知识，比如说要洁身自爱，不要去发生高危的性行为，如果一定要发生，要用安全套。如果说我不幸发生了，是不是我还有时间及早去医院找医生做暴露后阻断或者及早检测。另外一个数据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在医院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已经占到了整个新报告感染者的70~80%以上，以前主要是疾控，就是疾控预防部门去筛出来的，现在基本都是在医院发现的。到医院发现就说明这些病人都是有症状的，有症状了，有些还没有检查出来，这提示什么？我们中国的临床医生对艾滋病认知知识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是否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政策方面的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现在对艾滋病检测给予更多方便，包括自检，包括我们国家早就推广的到医院或者疾控部门做VCT检测，免费的匿名的主动检测，让更多的老百姓知晓这些情况，这样就解决了艾滋病诊断晚的问题。另外你得了艾滋病之后，你必须要终身用药，任何药物都有它的毒副作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治愈，他就会有一个我们叫非艾滋相关的并发症患者，即使艾滋病抗病治的很好，但是发生一些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甚至骨质疏松、肺癌等的概率要比HIV阴性的人要高3到5倍。艾滋病病人即使你长期治疗效果很好，也不能等同于说跟正常人完全一样的寿命。
谷松：刚才您也提到整个潜伏期在中国平均是5.5年后才开始发病，在这个期间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及早筛查？有没有考虑到比如说发生歧视的行为，我们该如何及早地去介入？
李太生：国际上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平均6~8年。在中国尤其在男男同性恋感染的人群中，它的艾滋病病毒株我们叫A1亚型病毒株，对于免疫系统破坏要比欧美国家报道的要更加高，它从感染到发病4.8年，换言之就是说发病速度更快。从2018年开始，我们提出了艾滋病治疗的三驾马车：一个是免费治疗；第二个医保，中国今年医保又进了三个艾滋病新的药物，包括单片制剂；第三个还有自费。三驾马车的这种方案使我们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能得到更好的医疗救护，治疗水平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有时候到医院去看病，怕自己有点不好意思等等，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的。因为在任何一个大型的、正规的医院或疾控机构，我们医生对病人这种隐私保护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真是有过高危行为的，就大大方方的到医院检查就行了，当然如果说我实在不想去医院，我到疾控做匿名检测也是可以的。还有刚才我提到的，现在通过网上购买，然后在家里做快速检测，也开始推广了。有一点自检试纸它是方便，但是它的可靠性不管是灵敏性和特异性与到医院去检测，都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我是建议你作为一个辅助性检测。
谷松：如果说发生了一些高危性行为之后，在多少天之内，可以及时有效地进行暴露后阻断。
李太生：国际上公认的是越早越好，但是有个时间界限，三天之内。
谷松：科普一下知识，72小时之内服用阻断药是可以有效阻断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还有另外一个知识，比如说发生了高危性行为之后，多长时间去医院检查，才能够检查出自己艾滋病的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有没有感染。
李太生：在HIV感染里面或者说有高危性行为之后，有两个人群是比较典型的，一类，我不去医院查，他是害怕也好，还是说其他原因不去查。另外一类，他去医院查了，其实他没事了，但是他怀疑他得了，他已经反复查了保护抗体，查十几次，有时候我见到的典型病人都阴一年多了，肯定可以排除了，最起码你这次高危行为暴露就排除了。但是有的居然半年多一年了还到各个医院天天查，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极端人群都是不合适的。
谷松：我们注意到其实有艾滋病治疗的“中国方案”，您还创造了一个“协和模式”，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协和模式”。还有雷公藤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创新精神，您觉得这种科研转化，然后到最后出成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如何做得更好？
李太生：艾滋病病人他抗病毒治疗控制住，但是他有并发症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医生能解决的。当然我们病人要活着，我们希望他不是为了活而活着，而是有尊严的生活，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要给病人解决除艾滋病之外的正常人也会得的一些疾病。感谢北京协和医院我们很多兄弟科室，帮助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中国第一的手术，包括中国第一个给艾滋病病人做股骨头置换，中国第一个给艾滋病人做体外循环心脏手术，中国第一个给艾滋病病人做大的这种腹腔，包括血管手术等等，中国第一例给艾滋病病人做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的手术，这些都体现了协和医院它作为一个综合医院为艾滋病提供的我们叫MDT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这就是我总结出来叫“协和模式”，并写入了我们中国艾滋病的诊疗指南，并向国内的同道来推荐，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刚才您提到的，关于雷公藤的问题。艾滋病不光是一个免疫缺陷，它还是一个慢性炎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艾滋病病人有些治疗之后，他CD4涨不上来，我们就叫免疫重建失败了，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并发症的问题，也就是慢性炎症在起作用。所以针对慢性炎症这个问题，国际上10多年之前就发现了，但是怎么去干预？没有办法，所以当时国际上就有专家找我联合，说咱们合作，用国际上治疗风湿免疫病的什么氯喹、羟氯喹甚至强的松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治疗艾滋病慢性炎症，让CD4提升上来。这就给了我灵感，我说我为什么老跟着你们走？我要做自己中国原创的，所以我就把我们原来一个治疗类风湿的药叫雷公藤片，是抑制免疫炎症的，做了10多年的研究，将雷公藤片里面的有效成分（羟基化的雷公藤甲素），由原来这种非随机的研究到现在随机双盲的严格的临床研究。这个病例我们研究完成入组在2021年的7月1日， 2022年的7月1日，应该是能够揭开谜底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所有的150例病人入组之后，它的安全性非常好，没有一个病人因为我们用的药出现毒副作用退出研究的。所以我期望着这个研究能够实现我对艾滋病研究方面的一个原创，或者说科技创新的一个梦想吧。
谷松：现在互联网医疗逐渐的兴起，而且发展的越来越好。您觉得互联网医疗对我们的防艾或者是控艾治艾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李太生：互联网医疗确实是在一个新的医疗模式，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一些慢性的内科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慢性乙型肝炎等等，病人能够得到医疗救护的同时，减少来访医院这种麻烦。对于HIV，艾滋来讲的话，它涉及到包括一些隐私性的问题，包括他去医院是不是有时候担心怕见到熟人等等。另外还有第二点就是在中国毕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医院水平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大型的医院应该利用好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能够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能够给我们基层医院的医生来传播。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讲的，也就是整个医疗的模式，互联网医疗只是其中的一种，像我们看的这种特别疑难的发热代偿的病人，你通过互联网医疗，你不让我看病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水平能诊断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一方面说互联网医疗是一个方向，但同时我们应该能够整体提高我们医生的水平。
谷松：今天节目的信息量非常大，而且非常有价值，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有三种，母婴、性行为，还有就是血液传播，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数据是98%以上的传染途径都是通过性行为的，所以说艾滋病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又似乎离我们很近，中间的一道防火墙就是洁身自好的性行为，不要有高危的性行为。再次感谢李教授带来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您收看《健康中国·大家谈》。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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