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疫情已经持续了40年，今天仍有4000万人活在梦魇之中
在尝试了多种药物组合之后，1996年，他们证明鸡尾酒疗法可以有效减少患者体内的HIV数目，并且效果可维持至少一年。鸡尾酒疗法的推广也使得自1981年以来，艾滋病新增病例数第一次下降。
在第一种鸡尾酒疗法问世之后，科学家又研发出了更多的艾滋病药物和联合用药方案。截至目前，至少有 25 种艾滋病药物已获准上市。将这些药物正确地搭配起来使用，往往能使血浆中的病毒数量降低到检测不到的水平。可以说，鸡尾酒疗法让艾滋病从一种高致死率的疾病变成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病，极大地延长了艾滋病患者的寿命。
从“柏林患者”到“伦敦患者”
在艾滋病逐渐变得可控、可治之后，能否彻底治愈艾滋病，就成了不少研究者追求的下一个目标。
2008年，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从国际艾滋病大会传遍了全世界：首个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出现了。这位“柏林患者”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由于白血病复发，身处生死边缘的他不得已接受了危险的干细胞移植。而医生团队选择的移植供体，携带了两个CCR5Δ32突变拷贝。绝大多数HIV入侵人体细胞时，需要结合细胞表面的CCR5受体。而CCR5Δ32突变会导致CCR5蛋白缺失，从而阻止绝大多数HIV的攻击。
2009年，“柏林患者”的病例正式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在接受移植后，他不再接受抗HIV治疗，但直到去年因白血病再度复发去世，他的体内都一直没有检测出HIV。10年后，另一位“伦敦病人”也在接受干细胞移植后，体内长期未检测出HIV，这也是第二位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柏林患者”还是“伦敦患者”都只是特殊的个案，他们采用的疗法并不具备普适性。毕竟，干细胞移植本身就有很高的风险，而这两位患者接受移植也不是因为艾滋病，而是为了治疗白血病。不过，这些成功的案例为进一步的治疗提供了启发：基于CCR5，或许我们能开发出治愈HIV感染的新疗法。
屡败屡战的疫苗
相比于进展不断的艾滋病治疗领域，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却让人乐观不起来。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HIV被发现时，科学家们一度乐观地认为，如同天花、脊髓灰质炎等疾病，艾滋病疫苗也有望在不久后问世，控制甚至彻底消灭这种新型疾病。很快，大量资金涌入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工作，这些采取了不同路线的研发工作一度被寄予厚望。但在短短几年间，这一切都相继化为泡影。
2003年，FDA正式叫停了疫苗的临床试验。这款疫苗由美国公司研发，是首个进入大规模临床试验阶段的艾滋病疫苗。在为期5年的临床试验中，疫苗对于预防艾滋病，或是延缓疾病进程均没有展现出任何效果。
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仅仅2年后，美国默沙东公司研发的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的II期临床试验也被叫停。与试图诱发人体抗体反应的不同，的策略是激活人体的杀伤性T细胞——这样接种者即使被HIV感染，也能始终将病毒数量控制在极低的水平。在之前的灵长类动物实验中，这种疫苗效果出众。但在人体临床试验中，不仅没能降低感染率，还增加了部分接种者被感染的风险。
随着唯一一项超万人的艾滋病疫苗实验在2009年宣告失败，艾滋病疫苗研发迎来了寒冬。科学家们意识到，我们对于HIV作用机制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这可能是疫苗研发屡屡失败的真正原因。因此，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将用于疫苗研发的经费转向HIV的基础研究。
直到现在，艾滋病疫苗似乎依旧遥不可及。就在去年，最新的一项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再次折戟——在这项代号为HVTN 702的临床试验中，实验组的感染人数甚至超过了对照组。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即使疫苗遥遥无期，但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有效预防艾滋病。
终结艾滋病大流行？
当何大一提出鸡尾酒疗法时，他或许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疗法不仅能用于治疗，还在预防艾滋病传播方面也有出色的效果。2011年，一项研究对1763对夫妻进行了调查，每对夫妻中只有一方携带HIV。结果发现当夫妻中的HIV携带者接受鸡尾酒疗法后，HIV传播率下降了96%，并且这种效果可持续4年以上。这一里程碑式的实验正式建立了“治疗即预防”的概念。
另一个重大进展则来自一类被称为 “暴露前预防用药”（pre- , PrEP）的药物。多项研究表明，尚未感染HIV但处于高风险状态的人群，只需要每天服用含有恩曲他滨和替诺福韦酯，就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保护效力达到95%。相比起每日三次、服用方法复杂的鸡尾酒疗法，PrEP简便而有效，它拥有结束艾滋病大流行的强大力量。
即使是已经暴露于HIV病毒后，也仍然有相应的预防措施。如果能够在与病毒接触72小时内，接受为期4周的“暴露后预防用药”（post- ，PEP）疗法，那么感染HIV的风险将下降超过80%。
因此，你或许会感到惊讶：为什么有了这些干预措施，我们却仍然处于艾滋病大流行中？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调查，2020年全球共有3760万人感染艾滋病，新增HIV感染人数达到150万，69万人因艾滋病而死。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免疫学家安东尼·福奇（ Fauci）就曾在2016年发表题为《别找借口，我们已经有能力结束艾滋病大流行》的文章，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艾滋病。“要结束这场大流行，我们缺乏的不是前沿的科学进展，而是这些工具的大规模使用。”福奇写道。
福奇的说法绝非夸大事实，在CDC发表于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就发现美国有120万人属于HIV感染高风险人群，但却仅有不到5%的人接受了PrEP治疗。更难以置信的是，在基层医疗体系中，1/3的医护人员都不知道PrEP的存在。
这或许与PrEP高昂的费用有关。由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研发的是目前唯一受批准可以用于艾滋病预防的药物，其价格高达每年2万美元（约合13万人民币）。而艾滋病的平均治疗费用更为昂贵，每年需要5万美元（约合32万人民币）。
艾滋病大流行仍然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HIV检测的普及程度不足。根据联合国艾滋病署的数据，2020年全球3760万HIV感染者中，16%（约600万人）还不知道自己携带了HIV。“如果我们能够找出所有被感染的人，让他们接受持续有效的护理和治疗，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每年新增病例数减少90%。”福奇在谈到美国艾滋病疫情时说道。
而如今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改变这一局面。截至2020年，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18年中已经累计为5000万人提供了HIV检测服务，为近1720万人提供了逆转录病毒治疗。成立于2002年的“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每年投资超过40亿美元，用于支持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抗击艾滋病行动。联合国艾滋病署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艾滋病，他们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指出，预计在2030年前，达到“95-95-95”的目标，即95%的HIV携带者能够确诊，95%的确诊患者能够接受治疗，95%接受治疗的患者体内HIV复制明显得到抑制。
正如福奇所说，要想结束艾滋病大流行，我们应该从传染病和全球公共卫生的角度给予更多关注：“40年前，我们可以说是因为我们能力有限，所以没能够迅速意识到艾滋病的严重性；但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结束这场噩梦的工具。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否则历史将给予我们最严酷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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