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郢》的创作时地与行进路线研究
摘要：《哀郢》最终应完成于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前后，完成于江南迁所。《哀郢》的创作与郢都沦陷无关，表达的是对哀郢的思念而非哀悼。《哀郢》中，屈原所交待的路线不是直接沿长江而下，而是沿夏水东迁，经汉水，达长江。屈原最终去的是洞庭湖一带，而非陵阳。
关键词：《哀郢》；屈原；楚辞；创作时地；路线
《哀郢》的创作时地与路线问题困扰着历代研究者，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对《哀郢》文本的解读与对屈原当时水运状况的考察。本文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再加考辨，试图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一、《哀郢》作意与创作时地
《哀郢》在《九章》前五篇中排在《涉江》与《抽思》之间，其作时也间于此两篇之间。这应该是讨论《哀郢》作时的前提。《涉江》《抽思》均作于怀王朝，所以《哀郢》只能是屈原于怀王朝初次离开郢都远赴江南之野时所作。
但不少研究者认为《哀郢》“民离散而相失”“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是对郢都被秦所破，楚人被迫东迁，故都破败情象的反映，并因此将《哀郢》的创作时间定于顷襄王时郢都被破之后。这其实已涉及 《哀郢》的作意问题。明代汪瑗曰：
此郢乃指江陵之郢，顷襄王时事也。又按《秦世家》，秦昭王时，比年攻伐列国，赦罪人而迁之。二十七八年间，连三攻楚，拔黔中，取鄢邓，赦楚罪人，迁之南阳。二十九年，当顷襄王之二十一年，又攻楚而拔之，遂取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烧墓夷陵，襄王兵散败走，遂不复战。东北退保于陈城，而江陵之郢，不复为楚所有矣。秦又赦楚罪人而迁之东方，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己去终古之所居，遭谗妬之永废，此《哀郢》之所由作也。
王夫之曰：
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谗，盖以不欲迁都而见憎益甚。然且不自哀，而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怨悱而不伤，忠臣之极致也。曰东迁，曰楫齐扬，曰下浮，曰来东，曰江介，曰陵阳，曰夏为丘，曰两东门可芜，曰九年不复，其非迁原于沅溆，而为楚之迁陈也明甚。
今游国恩先生亦曰：
再就篇中叙及郢都破灭的话看来，（“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证明《哀郢》必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二七八）。据《史记·楚世家》，这年秦将白起破郢都，楚顷襄王兵散，退保于陈城。《哀郢》不但有久放之感，而且有破国之忧，故文词特别悽怆。
以上三者，都将《哀郢》之作与郢都沦陷联系起来，认为是屈原写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即秦将白起破郢、顷襄王东迁陈城这年。此论影响甚大，从者如风。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与文章内容相冲突的。从文中的表述来看，本篇不可能是郢都被破后所写。文中有曰：“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表达的是离开郢都后不能再见君王的哀伤，内心的希望是能再回故都再见君王。又“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表达的只是单纯的对郢都的眷恋以及希望早日回去的强烈愿望，一点也看不出是对郢都沦陷的悲痛。如果是郢都被破，襄王东迁陈城，那么，回去已是不可能了，屈原要表达的也首先应该是对秦军破郢的愤慨，或是对郢都沦陷悲痛，或是立志复郢的决心；而不是简单的思念。且从“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看，此时的郢都仍是乐土，而非破败的沦陷地。所以，回郢都困难只是因为“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而不是国为被秦军占领，没法回去了。“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明确地表达了诗人“东迁”的真正原因是“无罪而弃逐”。所以诗人在篇中表达的仍是对君王被蔽、难通君侧的伤感与对群小得意而贞臣遭殃、小人日进而君子日退的愤慨：“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这种情感与屈原在《惜诵》《离骚》及《涉江》中表达的是相一致的。“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说的就是屈原自己第一次被迫远离一直居住的郢都，而非整个楚国撤郢东迁。
为破郢论者所紧抓不放的论据是文章开篇即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后面又言：“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百姓离散相失而东迁、夏为丘、东门芜似乎昭示着郢都的沦陷破坏。其实，这也是对文意误读。前曰皇天之不纯命，以致百姓遭殃，而非秦军之铁蹄使楚民遭受战火之苦，说明应是天灾而非人祸。朱熹曰：“屈原被放，时适会凶荒，人民离散。而原亦在行中，闵其游离，因以自伤，无所归咎，而叹皇天之不纯其命，不能福善祸淫，相协民居，使之当此和乐之时而遭离散之苦也。”朱熹的理解是合乎文意的。后者“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是一种反问的语气，并非对事实的描述。“夏”一种理解是大殿、大屋；一种理解为夏水或江夏。不管哪种理解，“曾不知夏之为丘”句都表示对时光飞逝、世事沧桑的感慨。“东门”一般理解成郢都的东门，“孰两东门之可芜”意即郢都的两个东门是不是也已荒芜了。两句合在一起，表达的是屈原离开郢都多年后，对故都的思念与担忧。仅此而已，不必再刻意做牵强理解。
综上，《哀郢》成篇于怀王朝，是屈原初次远离郢都外放江南之野时所作。因为是初次远离故都，所以感触特别深刻，哀郢其实就是思郢。结合屈原的生平经历，《哀郢》创作的大致时间段应该是怀王十八年（前311年）之后，怀王三十年（前299年）之前。因为，前311年，屈原使齐返楚，谏怀王不要放走张仪，表明他仍在郢都；前299年，屈原谏怀王不要入秦，表明屈原也在郢都。这中间相距12年，完全够《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的时间要求，怀王朝的其他时间段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哀郢》最终完成时间应该是离郢九年后，所以应该是在怀王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前302-前299年）之间。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年）秦与齐韩魏共伐楚，取楚重丘而去；次年，秦又攻楚，大破楚师；又次年，秦复取楚八城，楚王入秦被拘。因秦楚交恶，怀王很可能是在这三年中召回了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所以，《哀郢》最终可能是完成于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前后。
二、《哀郢》中的行进路线
解决了《哀郢》创作的大致时地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其中的行程路线问题。《哀郢》中提及的路线其实跟《涉江》中设计的路线是相吻合的。《涉江》中，屈原设计的路线是：郢都→夏水→汉水→长江→鄂渚→山皋→方林→洞庭湖→沅水→枉渚→辰阳→溆浦。但《涉江》明确交待了的是渡江后从鄂渚至溆浦的后半段，《哀郢》明确交待的路线是从郢都至南渡的前半段，两者结合就是一条当时从郢都通往江南的完整路线。诗人在《哀郢》中交待：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诗人从郢都出发，顺夏水而东迁，经汉水至长江。因为屈原最终要去洞庭湖一带，所以，《哀郢》中的完整路线应该是：郢都→夏水→汉水→长江→鄂渚→洞庭湖，与《涉江》中屈原设想的路线完全相吻合，这应该是当时从郢都南渡长江去湖湘一带最常走的路线。
至此，有人可能会质疑：一是屈原从郢都去往洞庭湖一带，为何要如此绕道，而不直接走长江？且文中“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后，紧接着就是“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充分表明屈原走的就是长江；二是屈原要去的怎么是洞庭湖一带？屈原分明只是经过洞庭湖，最终目的地是“陵阳”。这是历代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模式。比如在楚辞地理研究方面颇有成绩的蒋骥，他所画的《哀郢》路线图就是从郢都直接顺长江而下，直到陵阳，沿江经过夏首、洞庭湖、夏浦等地。
这里至少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屈原东迁走的是长江还是夏水的问题；二是陵阳的具体所指问题。前一问题涉及对文意的解读与对屈原当时的水运情况的考察。文意解读方面，文中有几处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第一，文中有曰：“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其曰“东迁”“来东”，是相对郢都位置而言的，意味着诗人所走路线是朝东行进的。从地图上看，只有沿夏水而行才能称东迁；如果是沿长江而下，至洞庭湖一带，应该称南行更准确。第二，文中有言：“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夏首”是指夏水之首，夏水从长江发源，自西向东流，最终与汉水合流。夏水之首即夏水发源于长江之处。“过夏首而西浮”，是写诗人从夏首进入夏水，顺夏水东流，由于对郢都的恋恋不舍，不忍远去，前进三步又退回两步，行道迟迟，充满对郢都的眷恋；而并非是指从夏首向西走。如果诗人直接顺长江而下，那无所谓“过夏首”，更不可能“过夏首而西浮”，因为夏首处的长江是南北走向，只能上下或南北浮动，不可能说“西浮”。所以，屈原走的只能是顺夏水而东迁。第三，由于文中“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之后才是“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似乎先经洞庭，然后才至夏浦。不少研究者又将夏浦理解成夏口，与汉口重合，所以屈原所走路线就成顺长江而下了。实际上，这完全是误解。首先，夏浦并非指汉口，其实就是指夏水边，没有固定位置。“背夏浦而西思”是指诗人在夏水上航行时，时不时将船靠在夏水边上往西回望眷恋的郢都。其次，“上洞庭而下江”其实是“下江而上洞庭”，为了诗句的节奏而颠倒了一下位置。自夏水运舟下浮，经汉水而入长江，正是“下江”，涉江后再向洞庭进发，洞庭属于上游地区，自然是“上洞庭”。如此，也不必再为“上洞庭而下江”之上、下两字的理解而绞尽脑汁。马其昶曰：“由汉入江，故曰下浮。自夏口望洞庭，则在江之上流。”已揭示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是诗人对此行的整体概括，大致说明此行的基本行程是先沿夏水下江，再涉江折上洞庭。这是对前程的展望，所以前边以“将”字开头；而并非意味着先过了洞庭然后才至夏浦。
历史地考察，屈原时代，由于交通条件仍极为有限，长江如此大水一般民用船只是很难安全航行的。屈原就感叹“江与夏之不可涉”，简单地横渡都是很困难的事，更不用说长距离顺江航行或溯江而上了。尤其是长江从郢都之南至洞庭湖一段，即荆江段长江，一般航行都是要极力避开不走的。这是因为荆江段长江，九曲回肠，路程十分迂绕，实际距离与直线距离相差极大。水运里程并不比沿夏水经汉江达长江至鄂渚这一路线的水程短。据《长江水利史略》载：“荆江河道自湖北枝城至湖南城陵矶，全长四百二十公里，又分为两段：上段从枝城至藕池口，长约一百八十公里，称为上荆江，下段从藕池口至城陵矶，长约二百四十公里，称为下荆江。……‘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下荆江河道蜿蜒曲折，素有“九曲回肠”之称。由于水流宣泄不畅，极易溃堤决口，荆江形成了长江最险要的河段，也是历史上长江水患频繁的地区。”据有关水利史志不完全统计，从东晋太元年间（公元392-394）至民国三十六年（1937）的1500多年闻里，仅江北荆江大堤就决溢97次。其中明朝227年，决溢30次，平均九年多1次，清朝268午，决溢55次，平均五年1次；民国38年，决溢6次，平均六年多1次。仅管这是后世的情形，但也能依此推断屈原时代的荆江段长江的险恶难通。
在先秦的典籍里，关于在长江上的航行虽有不少，但关于在荆江段长江上航行的记载却罕见。《左传·文公十年》载：“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适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此处提到“沿汉泝江”，似乎是沿汉水至长江再溯长江而至郢。事实上，从当时的楚北至郢只需顺汉江而下，再溯夏水而上即可，根本不需要走到汉口再溯长江而上。此处之“泝江”绝不可指从汉口溯长江而至郢，而应该指溯夏水再上长江入郢。因夏水是从长江流出又流归长江，实际上属于长江的一部分；又溯夏水而上后还得入长江向上才能最终到达郢都，所以才谓之“泝江”。《战国策》卷三十：“（秦）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其中提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此处之“夏水”绝非指出于长江、入于汉水之“夏水”，也不可能是汉水的别称，因为从蜀地至郢，根本不可能走到汉水去，只须顺江而下即可，此处“夏水”可能指蜀地注入长江的某条支流。所以“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绝不可能是顺汉水而下至长江，再溯长江至郢都。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铸于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是怀王赐给鄂君启的水陆免税通行证，上面有关于当时的水陆交通路线记载。
舟节中有关于当时的各方向的水路航线，其中一条是“上江，庚木关，庚郢”。有学者将之解释成从鄂君封地（今鄂城县）出发，溯江而上，至木关（今江陵县），再达郢都。我们暂且不论对铭文的释读是否正确，即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也说明不了荆江段长江是常走的河段。因为鄂君的航行是为了沿途商贸，与屈原只为了快速便利地达到目的地不同，不存在挑选路线的问题。所谓“无利不起早”，为了商业利润，商人会尽量深入到各个地方，而不会计较哪一条路线更便捷。在鄂君的舟节中还有从夏水到达郢都的路线，且排在从长江直接溯江而上的路线之前，显然这是一条更便利更常走的路线，是一般行人来往于郢都与江南之间的首选路线。
总之，在屈原时代，极少有走荆江段长江的。从郢都往江南，直接顺江而下绝不是首选路线。而相对于长江而言，夏水、汉水的水势要温驯得多，水运安全更有保障。所以，尽管经夏水、汉水至长江，涉江而过后再折向西南行的路线表面看来要远绕不少路程，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却是当时最合理的路线选择。
屈原涉江之后到底要去哪？这就涉及第二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即“陵阳”之所指问题。历来关于“陵阳”的解释，影响最大的有两种观点：一是陵阳为地名说，二是陵阳指大波之神说。陵阳为地名说肇始于洪兴祖。洪氏曰：“前汉丹阳郡有陵阳，仙人陵阳子明所居也。”洪氏之“陵阳”即在今安徽池州。率先明确提出陵阳为大波之神的是明人汪瑗。汪氏曰：“陵阳，洪氏解前阳侯，引《淮南》注曰：‘阳侯，陵阳国侯也。’则此陵阳即阳侯也明矣。阳侯兼称其爵，陵阳专称其国耳。”汪氏将“陵阳”与前文的“阳侯”联系起来，认为都是指大波之神。后人在地名说与大波神说之间争议不断。持地名说者，又在“陵阳”的具体位置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两种主流观点中以大波神之说为优。此处之“陵阳”不应该指地名，而应该是指汹涌之波涛。首先，从内容看，“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陵”一作“淩”，这两句是诗人在感慨波涛汹涌，江水淼茫，行进艰难，茫然不知所至。如果陵阳指安徽池州之陵阳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那屈原南渡长江后还有不少路程要走，“陵阳”何以放在“南渡”前？如果屈原明知要去的是陵阳，屈原又何以会有“淼南渡之焉如？”的困惑呢？同时，所谓“南渡”者，从北岸向南岸横渡之谓也，如是顺长江上庐江至陵阳，无所谓“南渡”。其次，从王逸的注解来看，早在汉代的研究者并不将此“陵阳”与当时丹阳郡之“陵阳”联系起来，只是后人在强加比附。王逸释“陵阳”曰：“意欲腾驰”。正如潘啸龙先生所言，“王逸注《哀郢》《涉江》等体例，凡涉及地名，一般多特为注明，如‘江夏，水名也’、‘枉渚，地名’等。于‘陵阳’句则但注‘意欲腾驰，道安极也’。他明知汉‘丹阳郡’有‘陵阳’县，在这里却不注，显然是作凌扬的大波看的。”宋代的朱熹，只是注曰：“陵阳，未详。”并没采用洪氏的说法，说明地名说并未得到朱熹的认可。我们认为，“陵阳”非地名，乃大波之神，用在此处指汹涌之波涛。
总之，《哀郢》的路线是自郢都下长江，再由长江入夏水东迁，经汉水至汉口，南渡长江。《哀郢》中的具体路线只交待至南渡长江为止，但屈原最终要去的是洞庭湖一带。结合《涉江》中的路线，屈原应该是涉江至鄂渚，再由鄂渚陆行至洞庭湖一带，最终具体的目的地未作明确交待。
综上所述，《哀郢》最终完成于怀王二十八年（前310-前301）间。《哀郢》不是哀郢都之沦陷，而是对郢都的思念。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以及对屈原当时水运状况的考察得知，《哀郢》中的路线是从郢都出发，至夏首入夏水，顺夏水东迁，入汉水，达长江，并非从郢都直接沿长江而下。屈原最终到的是洞庭湖一带，不是陵阳。“陵阳”是大波神，此处是指汹涌的波涛，并非指地名。
作者简介：谢君（1984-），男，湖南新化人，文学博士，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中国楚辞学》编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及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