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江南”——从文化观念谈江南
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桂花鼓”、钱塘潮水、绿水青山、江南雅韵、江南诗画与亚运文化交相辉映，展现了“江南”文化形象所蕴含的清新、灵动、厚重的雅致。淋漓尽致。回顾近年来热播的文艺作品，如舞剧《永恒的波浪》《唯绿》，春晚节目《忆江南》《英步桥》，其中不乏有“江南风情”。那么，什么是“江南”呢？ “江南风格”是如何做到的？
宋代刘墉的《望海潮》以“东南秀美，三吴城为京师，钱塘自古繁华”开篇。这里的“三吴”和“钱塘”是江南的重要地理标志和代名词。诗中的“桂花三秋，荷花十里”、“羌管清空，菱声充夜”的描写千古流传，可谓精妙绝伦。 。但说这里“自古繁华”，未免有些夸张。即使抛开杭州，放眼广阔的“江南”，这片被诗人反复歌颂的“锦绣之地”，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塑造。
吴冠中苏州水街资料图
“江南”字面意思是长江以南，但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含义也有所不同。今天俗称的“江南”，历史上也被称为“江东”、“江左”。 “犹念项羽，不肯渡江东”。 “江东”一般包括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江南”。电视剧《琅琊榜》以江南梁代为背景。主角梅长苏的绰号是“江左梅郎”。唐代开辟了“江南道”，覆盖范围广阔，包括了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此后，“江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概念，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发生变化，直到清朝乾隆时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江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逐渐定格在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正是在人文交流与积淀的历史演进中，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超越了行政区划的频繁变迁，定格了华夏文明史上的诗意江南。
事实上，在先秦时期的中原人眼中，江南是一片“纹身断发”的蛮夷之地。它的人民勇敢、好斗，与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江南风格”有很大不同。秦朝至汉初，江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火耕水耕”的原始农业时代。虽然“没有寒冷饥饿的人民，也没有富裕的家庭”，而且由于“江南潮湿，丈夫早逝”，这片土地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可爱。西汉贾谊被贬为长沙太子太傅时，他对南方的生活忧心忡忡，担心自己“寿命不长”。然而，没过多久，情况却悄然发生了变化。汉代以后，全球气温下降，江南气候适宜农耕生活，迎来了改变人生的天赐良机。如果说开荒和经济发展为江南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深刻而广泛的文化交流则为“江南风情”的形成不断注入活力。
历史上，秦汉、两汉、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靖康之乱之后北宋时期，以人口大规模南迁为基础的文化传播与融合，顺应了自然环境变化的大势，一次次刷新了江南的面貌，促使《江南》进入自己的文化时代。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东晋南渡，长江流域正式代表传统中国”。永嘉以后，大批中原世家南逃避难。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造诣。儒雅的士绅文化给当时的江南注入了诗意的内涵，有力地促进了“吴越风情”向“江南文化”的转变。 《隋书》记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状况：“衣、轨、物、图、注，迁后，皆归江左。金宋时期，学术多者。”而齐、梁之间，出现了许多史弥生。“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文化成就都是北方移民或其后裔所取得的。范震的《破神论》、钟嵘的《诗品》、周兴嗣的《千字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是例子。唐代，太湖流域的富裕与繁荣愈发明显。 “天下赐江南，江南占十九位……浙东、浙西占江南十九位，苏松昌、贾湖、五州占两浙、十九位”地区。”安史之乱后，“君子多携家渡长江”。用诗人李白的话说：“东吴是天下衣冠楚楚的百姓隐退之地，永嘉南迁，这里不盛。”据一些学者统计，从整个唐代诗人的数量来看，北方远远超过南方。但安史之乱后，南方诗人数量明显增加，与北方不相上下。
人民西湖丰子恺资料图片
靖康事变后，宋朝南迁，江南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力。正如清代靳辅所言，江南“汉唐以前，不过是一个小国，自从钱镠占有之后，南宋相对太平，百姓聚集，土地扩张，它成为财富的来源。”据考证，这次人口大迁徙始于1126年（靖康元年），一直持续到1279年，总人口达到500万，使得南方人口大大超过北方。旷日持久的移民波及整个长江流域乃至今天的海南岛，而移民数量最多的是南宋权力中心所在的江南地区。一方面，“西北士大夫多聚居钱塘”，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李清照、辛弃疾等文人墨客在此定居，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大批专业艺术家的聚集，促进了公民文化的繁荣。 《老武林故事》记载，南宋时期杭州内外就有二十多个娱乐场所“洼子”，观众往往达到千余人。文艺演出50余场，艺术家500余人。他们讲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表演杂技马戏、或表演杂技皮影戏。
随着星星的变化，文字也会随之变化。当历史前进到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以成熟绚丽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明清两代，平均每七名进士中就有一名以上来自江南。明代第一状元有四分之一来自江南地区；清代的状元有一半以上来自江南地区，以至于苏州学者王琬称状元是江南的“土产”。科举的成功，体现了江南文化实力的整体提升。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化符号，《红楼梦》、《三言两亭》、《牡丹亭》等名著大多带有江南的印记。正是这些文化经典，最直接地塑造了流传至今的江南形象。
可见，“江南风格”是历史的产物。俗话说“东南富贵之地，江左文人功”。历代文化人物对江南山水的描写和对江南文化精神的阐发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关键。如前所述，“江南”在地理上大致相当于太湖流域，最动人、最通俗、最精炼的表达方式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把“江南风情”比作一套华丽的衣服，苏州和杭州无疑是最称职的典范。苏杭之盛名携手传扬，与文人墨客的妙笔密不可分。据柴德庚考证，苏州、杭州的连续命名是从白居易开始的。其诗五次提到苏州、杭州，如“苏州、杭州自古堪称名郡”、“苏州、杭州堪称江南名郡”、“我年诗三首”等。 ”。 “我今年五十七岁了，得过多少荣誉？甲乙三科，苏杭大师。”更令他自豪的是曾在苏州、杭州任职。
白居易的众多江南题材诗作中，以《忆江南》最为脍炙人口，生动地表达了他对江南的眷恋。 “春来江水绿如蓝”、“县亭枕上看潮”。当我们读到这首名诗时，我们会发现“水”是江南意象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地理上看，“地势偏东南，以吴为界，地处东南最低处，适宜水源充足”。在这个水乡，先民们“以塘引水，以河平水，以河分水”。 “治水用台蓄水”，探索出完整的水利体系，“有事可排，旱可灌”，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也塑造了江南独特的风景。文化景观。从南朝谢灵运的《山颂》、张瓒的《南征赋》，到苏轼的“一船轻，两桨有力”，再到现代朱自清的“桨影秦淮河”丰子恺的《塘栖》，历代文人墨客描写江南的诗词歌赋中， “水”可能出现率最高。
水多了，船自然就多了。水与船构成了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塑造了江南风情的审美底蕴。明代张岱的《夜航》是一本在某阅读网站上评分9分的网红书。其创意来源于流行于江南的独特景观“夜行”。在水乡，船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买书的“书船”、收租的“账船”、名医探访的“关中船”、迎娶新娘的“迎亲船”、服务香客的“香火船”。 。对于江南人来说，“不但夫能行船，妇人也能行船”。还有以船为生的群体，正如阳澄湖渔歌中所唱的那样：“网船成天下，芦叶当瓦房为床，船头有灶”。船上做饭，衣服挂在船尾。”江南船的意义超越了日常用具，直接介入文化生产和消费。崇祯《松江府志》记载：“初有帆船、山游船、座船、长途船，今有波船、楼船、朱栏、翠木、静茹、静路”。由此可见船只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清代人李鹗专门为杭州西湖游船撰写了《湖船志》，记载了近百种游船。清代，苏州、金陵等地已有船舶为游船提供餐饮服务，称为“旅店酒楼”、“火食船”。船不仅用来在湖上行驶，还用作“舞台”。对此，《清史记》中有生动的记载：“苏君宴请年节神，每逢虎丘山池大滚舟船头演戏。船的中间，船尾准备了菜肴，看戏的人也叫沙飞，牛舌等船都排在旁边。” “每年在京都城里，他们都会共同驾着栏杆驳船往返于山浜和野方浜之间，希望能够推销自己的技艺。每次到了船上，他们都会穿上袍子，戴上帽子，交出戏曲，行礼。前舱的价格在一到两百元不等。”就连明末清初来到杭州的传教士魏匡国也说：“湖上划船，确实比世间任何事都舒服、愉快。”到了现代，活跃在水乡的各种船只仍然是江南风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鲁迅的《社戏》里，人们在船头看戏，在船上做饭吃山竹。事情就是这样。丰子恺在桐乡老家生活时，常将书籍、衣服等生活用品放入“写生船”中，航行至“夜宿”。 《三娘娘》等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江南文化如画般繁复，如屏风般悠扬。欣赏它如痴如醉，探寻之深奥，让人头晕目眩，流连忘返。千百年来，江南风情是在自然与人文、历史与人性、命运与人情的频繁互动中孕育出来的。就这样，它以其独特的魅力，活跃在文艺界，凝聚在风土人情中，铭刻在人们的心中。的生活和记忆。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20日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