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鲍伟民、楼宜生：江南小镇的前世今生
从秦汉时期中原百姓畏惧的流放地，到唐宋时期文人墨客赞叹的繁华水乡，在长江下游这片统称为“黄河”的土地上，发生了哪些故事？ “江南”？如今的江南小镇是应该改造为普通的现代化小镇，还是应该像乌镇一样包装成古镇公园？千座城镇的局面该如何改变？ 2019年10月19日下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为民带来了他的新书《人物画卷——解读江南历史》 《小镇》做客单向空间·杭州音乐荻港店邀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楼以升做客，与读者共同探讨江南形成的原因城镇、历史变迁与现代发展。
沙龙场景
江南小镇是如何“成长”的？
鲍为民首先介绍了江南城镇发展的历史背景。
“经济中心南移”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的帝制时期，早期的首都位于今天的西安附近。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重叠。关中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到了公元五、六世纪，经济中心开始穿过黄河下游，然后慢慢向东南方向移动。一方面是因为东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原有容量不足，其经济资源不足以支撑人口增加后的首都功能。数百年来经济中心南移，到了唐代中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一般认为，这一过程在公元12、13世纪左右的南宋时期完成。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转移到黄河下游，再从黄河下游转移到现在的江南地区。当然，元代以后，由于政治、军事等原因，政治中心北移，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这里所说的经济中心是狭义的江南，一般指八府一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江宁等）以及八府一府。与苏州府分离的各州）。太仓地区），属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这就是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众多乡村小城镇形成的历史背景。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是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模式。但即使是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体，也仍然存在商品交换的需求。农民可以自己生产粮食、布料，但有一些东西是自己不能生产的，比如盐、铁器等，这些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南宋人对这种现象有非常形象的描述：“十户人家聚集之处，必有米盐市场”。一个小村庄只要有十户人家聚集，农民就不可避免地会购买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通过出售多余的产品，创造了一个小市场。他们能出售的农产品主要是大米，他们缺乏的典型商品是盐。因此，米和盐形成了当时农村最基本的商品交换关系。
到了南宋末年，江南地区的发展开始呈现出新的趋势：人口不断增长，但土地资源有限。因此，一方面，人们只能利用所有以前没有利用过的土地，即湖泊和海洋。山区等不易开发的土地。例如，大家都知道绍兴有鉴湖。东汉时期，有记载称鉴湖堤长三百里，面积巨大。但现在鉴湖仅存一处河港。水面去哪儿了？它们都被人们开垦，变成了农田。现在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经常去山区拍摄梯田。梯田很漂亮很漂亮，但是梯田的开发却很费力。如果不是没有平原，人们也不会花这么大力气去开发。在那些山区，耕种特别辛苦。此外，人们除了围垦大量淡水水面为农田外，还会围海造地，围垦海边的滩涂。另一方面，努力提高单位面积农田的粮食产量，因此江南地区的农业走向了集约化耕作的技术路线。
但这些方法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地矛盾，于是江南地区慢慢开始发展“职业经济”。什么是“职业经济”？也就是说，农民不仅种植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还大量种植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江南自古以来就种植蚕桑，也种植大麻用于编织。元代以前，人们称“布”为麻，而不是棉。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开始扩大。元代以后，棉花种植盛行，棉布挤掉了亚麻的地位。为什么农民大量种植棉花、发展蚕桑等专业经济后，劳动力产出能够增加？因为如果种粮食作物，农闲时农民除了在农田里干活之外，就无事可做了。他们只能用这些食物来做一些糕点，酿造一些老酒。但现在农民种植棉花、桑蚕，农闲时也需要劳动力。劳动力可投入织造、缫丝、销售棉花、丝棉、丝绸等产品。这些手工制品所涉及的劳动不仅包括田间的生产，还包括原材料采集后在家中的编织工作。通俗地说，农民出售纺织品换取粮食，这样每块土地的劳动力产出就远远高于原来单独生产粮食的程度。
这样，通过发展专业经济，农民从每一亩土地上可以获得比单纯种植粮食作物更多的收入，于是田地的产量就会以另一种形式增加。这样一来，农民就必须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空闲时间越来越少，不得不工作到深夜，但总收入毕竟增加了，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了。于是，棉桑种植和纺织手工业成为江南地区除粮食生产之外的两大支柱产业。原材料在田间生产，然后用于纺织和其他深加工。渐渐地，这种劳动就成了主要的。从南宋后期开始，江南八州一州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沿袭了这一模式。
当江南地区的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被转移到纺织生产上时，必然会产生许多重要的影响。首先是当地的食物更加匮乏，需要从外地购买大量的食物。这有赖于全国市场的形成。到了清朝，东北的粮食就可以运下来了。长江中游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已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粮食也可以运下来，还从海外进口粮食供应江南地区。可以说，江南人在明朝末年就开始吃泰米了。当时的江南不仅从外地进口粮食，还进口棉花等原材料，因为成为土布主要产区后，当地生产的棉花就不够用了。江南生产的土布还远销东南亚。我们出口的货物具有较高的劳动附加值。
想要交换物品，就必须有据点。生活在农村的人不可能每天都去县城卖东西或买东西。太远了。他们必须能够在同一天来回。因此，作为农村商业聚落的城镇就是这么“生长”的。
《大多为人画——江南小镇的历史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江南小镇为何如此“生长”？
接下来，鲍为民重点分析了江南城镇为何形成其独特的形态。
镇分为大小不同，镇与镇之间存在等级关系。最底层是村集市。村里有小商店，可以打酱油、买盐、卖鸡蛋。如果你想购买更多的商品，就必须到更高的层次——它的市场辐射区域往往包括十几个、几十个村镇。下一级是县城或州镇。
那些通常被称为“中间市场”的城镇是农村地区的商业核心区。比较知名的如周庄、同里、乌镇、西塘等，都属于中端市场。村庄与这些作为中间市场的城镇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这是由交通状况决定的。一般情况下，农民早上五六点出发，坐船或者步行一两个小时，到镇上卖东西、买东西，还有时间回家吃午饭。如果路途太远，农民必须在外面吃饭，成本就太高了。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在村与镇之间“生长”出一个新的镇，那么旁边肯定会有一个镇被淘汰，因为那样的话，功能相同的镇之间就会出现差距。如果距离太近，农民去市场就会选择一个条件较好的乡镇，而另一个乡镇就会被冷落而衰落，沦为普通村庄。例如，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明末以来，浙江粮食无法自给，需要大量外部投入。因此，长安镇自明末至清中期一直是浙江省最大的粮食市场。然而，太平天国时期，长安城被烧毁，粮市迁至硖石。太平军被镇压后，粮食市场再也回不来了。
制约江南城镇形态的因素还包括交通方式。江南城镇的商人的店面一定要沿河开，因为商人依赖河运，离开河流，商业活动就困难了。望江泾古称“十里长街”，街道沿城河笔直延伸。在20世纪90年代道路交通真正深刻影响江南城镇之前，几乎没有例外。在一条直线长街之外，如果两条河流在这里交叉，就会形成一条十字街。如果河流是丁字形，那么城市街道也将是丁字形，王店镇就是这样。另外，由于技术限制，太宽的河流上架桥不方便，也会影响小镇的形态。例如，乌镇原本是两个镇，即清镇，隶属于嘉兴桐乡县，乌镇，隶属于湖州武城县。由于分隔乌镇和清镇的大运河太宽，不方便修建桥梁，而且河流与台湾海峡两岸无法整合为单一的商业聚落。直到1950年，两镇才在行政上合并，简称乌镇。
交通因素对城镇形态影响很大，但也有例外。例如，嘉兴王店火车站建于宣统二年。但火车站周边长期没有商业开发，也没有开往镇上的火车。距离车站较近，仍然沿河发展，因为当时火车还不是当地居民的常用交通工具。
至于城镇的建筑和商业分布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格局？有地理和经济因素需要考虑。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的房屋已经不能满足居住的需要。但如果毫无节制地沿河延伸，街道就会过长，不利于商业经营。因此，除了前店后屋的穷人，除了下层房屋外，镇上的很多建筑都会垂直向后扩展，有三座、五座、七座，甚至更多。城镇中也有一些非商业住宅楼是一层一层地建造的。比如在西塘，住宅楼拔地而起。房屋一侧有狭窄的小巷供出入。小巷很黑。通常这样的小巷子只有一个出口，面向街道。这种堆叠式住宅往往深达数十米。
如果一个城镇不是源于商业交流的需要，它看起来就会有所不同。例如明初的卫所，就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而修建的。他们的外面有墙，街道不一定沿着河延伸。比如慈溪的关城卫，呈方形，外面有围墙，里面有十字街。这种情况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江南城镇商业聚落发展成为商业交流中心的情况。
狭义的江南周边地区也存在人口增长和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如浙江的金华、衢州、台州等。后来，这些地区几乎每个县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如东阳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雕等。由于当地经济和地理资源的限制，这些地区无法通过单一途径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像江南中原河网地区发展专业经济，提高劳动力附加值。他们只能通过劳动力输出来解决问题。所以，过去的农民往往比现在的农民更有“本事”，因为几乎每个农民都拥有一两项技能，他们依靠这些技能来弥补自己耕种土地回报的不足。人们常说的“扬州三把刀”——“剃须刀、串烧刀、菜刀”也是如此。
江南城镇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形成了独特的形式。鲍为民做了大量研究。他到一个小镇，请一些老人坐下来聊天，问他们：“你觉得你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他经常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不是城里人，我们不是乡下人，我们是城里人。”这体现了城镇文化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具有浓厚的乡村文化特征，但又不完全是乡村，也不是城市，这是江南城镇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城镇是在农村经济中“生长”的，依托当时农村的专业经济，又作为农村的商业聚落而存在，城镇居民大多以商业经营为生，从事手工业的很少，因为手工业本来这是四乡农民的主要业务，基本是在农民家里完成的。只有必须集中的手工业劳动才会集中到城镇，比如榨油、碾米、剪布、印染等，如果这个经济基础消失了，那么城镇存在的基础也随之消失。
到了20世纪90年代，几乎江南各乡镇的人们都想办厂、发展经济。大家都想拆旧房、建新房、建工厂。鲍为民指出，江南城镇的工业化与传统紧密相连，并按照原有的传统特色逐步发展起来。但随着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城镇面貌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工业化所依赖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同时，汽车也扩大了人们的交通半径，吸引了更多从城镇到县城的商业活动。传统的江南城镇将不复存在。今天的江南地区，大部分城镇以工业为经济基础，也有少数城镇依靠旅游经济生存。在传统城镇消失之前记录下来，才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
江南小镇成为“文化主题公园”将何去何从？
在读者互动环节，有读者指出，近年来，江南城镇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基础是旅游业。那些曾经相对落后、没有遭受太大破坏、处于角落的城镇，如今迎来了新的活力，周庄、乌镇就是如此。但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小镇，而是“文化主题公园”。他们的生存以游客为基础，存在“千镇同貌”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工业化后江南城镇该如何发展？
楼宜生认为，要回答“千镇一张脸”的问题并不容易，但需要考虑到这些镇在传统时期本来就是“千镇一张脸”。因为它们在地理环境、经济基础、风俗习惯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同时，由于城镇内实业家、商人、手工业者聚集，评弹、戏曲等流行文化，包括弹词、越剧、昆曲等也大同小异。尽管如此，要改变“千乡千篇一律”的现状，必须从文化入手。
此外，他还指出，对于非江南地区的人来说，对江南小镇的第一印象就是江南很有“文化”。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永嘉南渡为节点。经济重心南移，带来了文化南移。永嘉事变时，洛京被推翻，中州女子逃亡长江左岸，十之六十七。最著名的是以王歇为代表的士族南迁，对江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江南被称为南蛮之地、流放地。在当时的中原人眼中，南方的“五勾越剑”充满了勇武之气。南“文”北“武”的文化转变是从永嘉南渡开始的。
鲍为民补充说，虽然八州一州河网区地理条件相同，但文化底蕴仍存在一定差异。尽管当时浙江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十分接近，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的产业特性，比如棉花、桑树，会给经济和生活带来一定的特点。另外，各个地区的文化名人也是一种资源，所以我们也可以从文化资源入手。同时要注意与江南周边地区进行比较，使江南城镇的特色凸显出来。
最后，鲍为民还指出，由于江南小镇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近年来一些代表性小镇旅游运营的成功，“江南小镇”已经成为被广泛模仿的范式。就像过去很多城市因为经济繁荣而被称为“小上海”一样，在江南以外甚至北方的一些地区，也存在着在景观设计、文化氛围营造上简单模仿江南的城镇。现象，这也是造成千人一面谈论同一件事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简单的模仿并不是很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