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返回上海，他们在静安公园跳舞
标题 摄影：马诗韵
一群上海叔叔阿姨在静安公园跳新疆舞。旋转的舞裙凝聚着数十年的青春记忆，以及对西北戈壁滩的怀念。如今，在公园里跳舞更像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约定。穿着色彩缤纷的舞裙，敲着手鼓，老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文字|马诗云
编辑|王飞宇
我们看的是歌舞，他们跳的是青春
人群分成三组，分别涌向静安寺地铁站15个出口。作为上海人流量最大的地铁站之一，是地铁2号线、7号线、14号线的交汇处。地铁站旁边有上海最古老、最受欢迎的佛教寺庙静安寺，还有里约百货、久光百货、嘉里中心，代表着最时尚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看地图，你可以看到一个“凸”状的绿地，周围都是高楼大厦。这是静安公园。
静安公园位于静安古寺对面，南临延安中路，西临华山路。作为上海市中心的公园，周末静安公园的喧嚣从早上就开始了。一条笔直的梧桐大道从公园门外直通深处，区域划分清晰。大道的起点是街头艺人的世界。两位歌手在擀面人的摊位、罐头画和气球的簇拥下，对着麦克风卖力地唱着。大道尽头，拉小提琴、打鼓的老年音乐家正在认真排练，交际舞的舞伴们正在翩翩起舞。
大道中央的黄金地段，动感的音乐不绝于耳地奏响，一群身着维吾尔民族服装的舞者随着鼓点翩翩起舞。他们的眉角和眼角透露着风情，岁月的痕迹无法掩盖，但他们的舞蹈动作却没有丝毫迟缓的迹象。随着身体的转动，色彩缤纷的裙子如牵牛花般绽放。
身着维吾尔民族服装的舞者翩翩起舞
摄影：马诗云
舞者身后，身着民族服装的成员们也用力击鼓、摇沙球。他们旁边，一面红旗向路人展示着他们的来历——“上海知青天山歌舞团”。 （以下简称“天山歌舞团”）
领队钱根芳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每周五、周六、周日，9:00-15:00，静安公园。”每到周末，这些七十多岁的新疆知青就从上海的各个角落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除非天气炎热多雨，否则几乎没有例外。
作为组长，钱根芳通常是第一个到达的。早上8点45分，他已经在公园里忙碌起来。他将扬声器放在长凳上并连接电线。他在长凳旁边的梧桐树下铺了一块深绿色的格子布。后来，随着团员陆续到来，格子布上逐渐堆满了各种行李：皮包、背包、便利店包、拉杆箱。里面有乐器，还有舞服、舞鞋，还有自己准备的午餐。
钱根芳（中）与乐队成员用沙球和鼓打节奏
摄影：马诗云
换好服装后，成员们立即开始跳舞，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二十、三十岁的舞者，配上欢快的音乐和鲜艳的服装，自然成为公园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 “怎么都这么色彩斑斓，大家自然都过来看看。”钱根芳有些得意的解释道。围观的路人中，有的夸赞这些如今已成为叔叔阿姨的成员们时尚，也有的感叹“想跳舞也要会跳舞”。很多人都会拿出手机拍下他们跳舞的照片。
在社交媒体上，天山歌舞团有些名气。有网友在微博上记录了自己在静安公园偶遇的感想：“我正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跳新疆舞的，突然看到‘知青天山歌舞团’，我立刻就明白了。就像《青春》 “，我们你们看到的是歌舞，他们跳的是青春。”
一位阿姨手拿“杜塔尔”跳舞
摄影：马诗云
1963年，上海开始动员知青到祖国西北扎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时，城市被视为颓废之地，乡村则被视为充满浪漫理想的遥远之地。勾勒出知青支援边疆建设的蓝图。据不完全统计，1963年至1966年，近10万名上海知青来到新疆。
1964年，未满18岁的钱根芳登上开往新疆的火车。火车把他带到了遥远的北疆，一个叫石河子的地方。钱根芳在上海的时候从来没有跳舞过。在新疆工作时，他加入了师文工团。演出队经常来公司演出，他就学了新疆舞。
20世纪80年代初，离开家乡十多年的知青开始陆续返回上海。作家王安忆的小说《火车的尽头》记录了从新疆返回上海的知青陈鑫的波涛汹涌的情感。 “心脏跳得很快，十年前，当他离开这里，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遥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来。他似乎没有想过，但又似乎想要。”就像小说中的陈鑫一样，来来往往的两列火车缩短了钱根芳二十年的青春。
天山歌舞团另一位创始成员吴阿姨
摄影：马诗云
“我们在新疆奉献了青春，但我们无悔青春。”钱根芳告诉我们。我在火车上遇到的许多同志都成为了终生的朋友。比如天山歌舞团的另一位创始成员吴阿姨。去新疆时，她和钱根芳乘坐同一趟火车，坐在同一节车厢。进入新千年，两人相继退役，成为“舞友”。
最初，和回到上海的新疆知青一样，吴阿姨跟着上海知青阿凡提歌舞团跳舞，这是上海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新疆知青歌舞团。阿凡提歌舞团在虹口公园举办活动。吴阿姨觉得“人太多，面积太小”。他们也是在闸北公园跳过的，不过吴阿姨家住在胶州路，坐40路公交车要一个小时才能到闸北公园。钱根芳的家在苏州西路，也在静安区。几位老同志联合起来，于2017年成立了天山歌舞团，作为阿凡提歌舞团的“静安支部”。活动举办地点位于静安公园，位置优越，面积宽敞。
新疆舞蹈是一种乡愁、一种情怀、一种幸福
在上海跳新疆舞的知青中，张林发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阿凡提歌舞团的创始人，大家更喜欢称他为“大老张”。
张林发在南疆待了33年，直到2000年从新疆退休回到上海。那时的上海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回到这座现代化繁华的大都市，张先生走在街上，感觉路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在新生活冲击之前，他独自跑到公园，跳起了熟悉的新疆舞。
他独自背着四喇叭录音机，穿着民族服装，在闸北公园到虹口公园的各个公园里跳着新疆舞。起初，人们觉得这个戴着两把假胡子、跳着新疆舞的大叔很奇怪。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的行列。当然，和他一起跳舞的人中有很多是从新疆回到上海的知青，但也有单纯喜欢新疆舞蹈的人。 “可以说，他把新疆舞蹈带回来了。”钱根芳说道。
为什么回到上海后还跳新疆舞？钱队长认为这是一种情怀。 “我们对新疆舞蹈是有感情的，毕竟我们来新疆近二十年了，对那片热土有着难忘的记忆。”在吴阿姨看来，新疆舞蹈是连接知青过去和现在的纽带。 “我的青春岁月在那里，我的落叶在这里落根。”
剧团成员演奏维吾尔族传统乐器
摄影：马诗云
阿凡提歌舞团最初在南京路上海世界游乐园前跳舞。后来那里不准跳舞，歌舞团就来到了上海的各个公园。几年前，张老爷子生病去世了，但阿凡提歌舞团并没有结束。而是将分支机构从原来的闸北公园、虹口公园，扩展到市中心的复兴公园、长宁区的天山公园、东北角的东北公园。杨浦公园……十多个新疆舞蹈、歌舞团体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翩翩起舞。
2017年天山歌舞团成立时，只有五名成员。目前微信群已有140多人。其中，35人是从新疆返回上海的知青。
张老师带着妻子出现在公园里。这一天，她头戴黑色帽子，头上蒙着面纱，脖子上挂着一条与服装相配的红色串珠项链。我的妻子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有图案的“多帕”花帽。她在喀什长大，是出生在那里的“兵二代”成员。她的丈夫是一位来自20世纪60年代上海的知青。 1993年，随着丈夫回到上海，常老师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了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
在新疆长大的常老师从小就懂得跳新疆舞。对她来说，新疆舞蹈是一种乡愁。阿凡提歌舞团成立后，她加入剧团，成为一名舞蹈老师。二十多年来，她教过很多学生。每个周末都是她最忙的时候。她家住宝山区。每个周末早上，她都会和丈夫一起去十多公里外的静安公园跳舞。下午，他们去长宁区中山公园支援女儿。她的女儿艳子也是一名新疆舞蹈老师，周末在那里教舞蹈。 “我和我女儿的学生都来自上海。”
张老师和妻子在公园跳舞
摄影：马诗云
老温就是常老师所说的“学新疆舞的上海人”。原来，他经常在虹口公园看别人跳新疆舞。几年前，他退休了，有了自己的时间，就潜心学习新疆舞蹈。他曾经是一名经理，现在退休了，说话做事还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流程。比如，加入天山歌舞团就是他在体验了不同的舞团并进行了多次比较后的最佳选择。这里有三个优点：一是团队氛围好，二是配套设施方便，“静安公园提供免费热水”，三是这里交通便利。从他家乘坐地铁2号线，出站过马路。
他每个周末都会来静安公园跳舞，从周三开始就一直期待着。 “我们看看周三的天气预报，看看周末天气好不好。”跳舞时，他有时穿衬衫，有时穿 Polo 衫。总之，都是方便运动的棉质衣服。在公园里穿着鲜艳的大裙摆裙子转圈的人群中，穿着Polo衫的老温显得有些不同。老温说，他也有民族服装，但他更喜欢穿适合自己性格的衣服。
还有会员评价，老温的舞蹈充满活力，很有活力，这可能归功于他几十年的交际舞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觉得新疆舞蹈更适合他。在户外跳舞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跳舞也是一项户外运动。更重要的是，新疆舞蹈的音乐和动作给他带来了精神层面的“幸福感”。
来静安公园跳新疆舞，体验上海最大的冒险
为了每个周末都能在公园里聚会，组长钱根芳要做很多准备。周末早上他六点前起床。我煮了午饭，把它放进保温瓶里。然后我把鼓和三个扩音器搬到楼下，装上电动三轮车。原本他骑的是一辆搭载小音响的电动自行车，但随着舞团人数的增加，电动自行车和小音响都无法满足需求，于是他买了这辆深红色的三轮车。他很体贴，特意带了三个音箱，以备不时之需。 “这样就不会出洋相了，一个演讲失败了，很多人都会停下来，你说多丢人啊？”
在公园里，钱根芳始终是活跃的“气氛团”。情侣们第一次参加舞蹈团体活动，手脚难免有些局促。钱队长微微弯着腰，双手举起iPad，拍摄着他们的舞蹈。他时不时地大声鼓励他们：“跳得好！”一位老奶奶带着孩子们来看舞蹈团。他提醒老人让孩子远离扬声器。 “小孩子的耳朵很嫩。”
领队钱根芳正在旁边摇动沙球，活跃气氛。
摄影：马诗云
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钱根芳一直是大家心目中的“大家长”。虽然群里大部分成员都是同一代人，但遇到任何问题，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去找群主。有新人想加入这个小组吗？请群主扫描二维码入群。公园保安要求关闭摊位？去找组长谈判。
公园里一位说话快的白阿姨告诉我们，她六七岁的时候，她唯一的亲人哥哥带着她去了北疆伊犁。她“跟随我的兄弟支援边境”。她的丈夫是上海的一名知青，但他不会跳新疆舞。来到公园，钱根芳首先送给他一面鼓，让他拿回去学打。鼓坏了，我就用皮子修好，继续敲。学习后，他们把旧鼓还给了组长，并自费购买了价值750元的新鼓。从此，舞团又多了一位“文学积极分子”。
因为他每个周末都会出现在这里，即使叫不出钱队长的名字，他也成为了公园里每个人都知道的人物。年轻的清洁工和年长的阿姨们都上前向钱队长打招呼。打完招呼后，阿姨们并不急着离开。他们站在梧桐树下，边看舞蹈边聊天。
“他（钱根芳）很好，能歌善舞。”
“那你上的是高级大学吗？”
“不，我不要求晋升。”
白阿姨的丈夫在组长的鼓励下学会了打鼓
摄影：马诗云
观看天山歌舞团的演出，很容易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 “新疆的舞蹈比较欢快，男同性恋的舞蹈奔放，女同性恋的舞蹈则迷人。遮住脸的手部动作其实代表着羞涩。”钱根芳介绍。
新疆舞蹈是一种休闲舞蹈，没有太多限制。舞伴的性别没有限制。女性成员掀起裙子一起旋转是很常见的。舞蹈动作也没有限制。 “每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这就是新疆舞蹈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因。如果你今天跟着同一首音乐跳舞，下周你的动作可能会有所不同。”老文说。对音乐的理解是没有限制的。老温向我们介绍，新疆舞蹈的音乐表现力内涵非常丰富。 “表达爱、喜悦、思念亲人、收获的喜悦……舞蹈应该基于你（音乐的）想象力，也会受到个人经历和接触过的各种人的影响。”
张老师说，她自己从来没有学过跳舞。 “在新疆的环境下，看着大家跳舞，我就沉浸其中了。”她给我们看了一段女儿燕子接受采访的短片。燕子是这样形容她的。我眼中的新疆舞蹈：“只要你会走，你就能跳舞。”
只要你愿意跳舞，就可以加入歌舞团。组里有一位舞蹈老师。 “如果你想跳舞，我们会给你一些指导。”钱根芳说道。
女成员们掀起裙子一起旋转
摄影：马诗云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位自称“乐和姐”的山东阿姨。她来上海旅游，在网上看到静安公园有人跳新疆舞，于是出于好奇就过来看看。
她曾经去新疆旅游，看到人们在广场上跳舞。 “太美了，回来后想跳舞，但不知道在哪里跳舞，没有音乐，也没有舞蹈。”随后，她加了一位来自新疆的朋友微信，对方给了她一首成品舞曲《乐和姐姐》。 “干锅”了好久。 “没有那种氛围你就无法学习。”她在家努力学了两首歌，却从来没有在外面跳舞过。来到静安公园，这是她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的舞蹈技巧。
上台前，乐和姐还有点担心，问一旁的白阿姨：“大家都有舞伴吗？”
“不会。你请别人跳舞，他们就会和你一起跳舞。新疆舞蹈意味着自由表达。”
团体成员的舞蹈吸引了路人驻足观看。
摄影：马诗云
舞池里还有一张外国人的面孔。查尼来自以色列。她和同伴去上海出差。他们周末相约在静安公园闲逛。当她看到天山歌舞团的表演时，受到启发，也跟着一起跳舞。在此之前，她从未学过跳舞。
五位阿姨和Chani围成一圈，围着她跳舞。在红黄蓝绿的鲜艳裙子中，查尼的卡其色连衣裙显得格外简单。歌曲结束后，查妮回到了她的同伴身边。没想到，舞团里的叔叔阿姨们纷纷向她发出请柬。首先是一位穿着亮黄色衣服、戴着白色遮阳帽的阿姨，然后是一位穿着白色维吾尔族服装、戴着紫色杜帕塔帽的叔叔。恰妮跳着一首又一首歌曲，有的成员对她竖起大拇指，有的则欢呼“雅克西”——这是维吾尔语的音译，意思是“棒极了！”
查尼说，虽然她从未接触过新疆舞蹈，但与歌舞团成员一起跳舞却感到自信、快乐。 “这是我在上海最大的冒险。”
来自以色列的Chani也加入并跳舞
摄影：马诗云
钱根芳说，很多成员加入这个团体是因为路过看到他们跳舞，觉得很有趣。加入舞蹈团无需付费。作为组长，钱根芳会给大家买一些水果零食，有的组员会请大家吃香蕉。 “我们都是自愿的。”钱根芳记得有一次，有人路过，给他们送了矿泉水。 “‘爸爸’送了四个篮子过来，篮子里装满了水。”对方对钱根芳说，他送水是因为他喜欢看他们跳舞。 “他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除了在公园里跳舞外，节日期间歌舞团还到敬老院演出、参与社区公益活动。采访前一天，天山歌舞团刚刚在上海西北部北新泾的一家城堡主题酒店举行了年会。在远离市中心的自然环境中，成员们穿上鲜艳的舞蹈服装，如同在静安公园一样翩翩起舞。几年前，有人邀请天山歌舞团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演出。 “这真是一场时尚走秀。”钱根芳说。 “我是跟团队一起去的，我是扮演这个角色的人。”
无论你多大、多病，总有一种舞蹈你可以跳
成员们正在高兴地跳舞，突然音乐停止了。原来是音响出了问题。一位成员开玩笑说：“它需要休息，它已经老了。”
“老”是团员们绕不开的话题。衰老带来的痛苦给舞蹈蒙上了不确定的阴影。
天山歌舞团只有五个人的时候，吴阿姨经常来跳舞。后来，团里的人多了，她就渐渐少跳了——不是她不想跳，而是身体跟不上。她的膝盖接受了手术，这限制了她的许多活动。尽管如此，吴阿姨还是经常来静安公园。 “当我膝盖好的时候，我可以跳两次。当我膝盖不好的时候，我就坐着看他们跳舞。”
钱根芳今年76岁了，吴阿姨比钱团大一岁。说到年龄，话题突然变得悲伤起来。 “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从新疆回来的知青，还能跳舞的已经很少了。”吴阿姨感叹道。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许多人都病了。”
白阿姨坐在一旁休息打鼓
摄影：马诗云
还有一些人尽管受伤仍继续跳舞。 “这个舞蹈创意好，让人心情愉悦。整天坐着不动，不仅会让人僵硬，还会让人生病。”白阿姨说：“音乐一响起，我就想跳舞。”
去年她生了一场大病。她全身麻木，吃的东西都索然无味，“就像吃了味精”。严重的时候，她连水都不想喝。那时我睡得不好。我整夜无法入睡。 “每次我闭上眼睛，我都会做梦。”梦里有时鼓声连续不断，有时胡思乱想死亡。她去了很多医院，但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最后仁济医院给她做了全面检查，诊断结果是她患有神经衰弱和老年抑郁症。
不仅如此，腔隙性脑梗塞（腔隙性脑梗塞）和眼部疾病接踵而至，后来她又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养康”之后，白阿姨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 “尤其是我的记忆力变差了，现在我想到什么就必须马上做，不然我就会忘记。”
今年舞团活动一恢复，白阿姨就立刻来了。 “跳舞让我感觉好多了。我以前打太极拳，现在不打了，但新疆舞蹈不能丢。”她说，即使她有一些问题，只要舞团还在这儿跳舞，她就会跟着。 “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打鼓。”
白阿姨在跳舞
摄影：马诗云
她是天山歌舞团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在网上搜索天山歌舞团的视频，无论是几个月前的还是几年前的，总能看到白阿姨的身影。她家住浦东三林珠宝城片区。从家到静安公园，她要从地铁8号线换乘2号线，坐地铁一个小时。每到周末，为了赶上9点的“早间秀”，白阿姨总是7点起床，吃完早餐，在镜子前化妆。涂粉底、涂口红、画眉毛。出门的时候，白阿姨也会带化妆品。 “午饭后口红就没有了，所以我需要重新涂一下。”
这些化妆品都是女儿给她买的。另外，女儿还给她买了几套不同颜色的舞蹈服。白阿姨平时留着整齐的短发，但戴上维吾尔族帽子后，长长的辫子从后脑勺“长”出来了。
采访当天，白阿姨在女儿买的舞蹈服外面套上了一件全新的宝蓝色亮片背心。这件新衣服不是我女儿买的，而是舞蹈团的另一位成员定做的。裁缝把尺码改小了，团员就把衣服转给了白阿姨。
女成员身着亮片刺绣长裙
摄影：马诗云
舞团里几乎每个人都很注重打扮。钱队长有20多套舞蹈服装，每次都会换。他将其描述为“一项健康的投资”；吴阿姨的这件亮绿色渐变连衣裙上饰有花朵亮片刺绣，是她托朋友从新疆买的。 “全手工制作，要几百块钱，花了很多钱。”
女成员都戴着假睫毛，帽子上装饰着羽毛和薄纱。乐队的男性成员穿着“倾斜”的长袍和靴子，脸上挂着假胡子。他们的“多巴”帽子要么绣有图案，要么缝有珠子。
这些精心准备的服装让每次活动结束时的集体舞蹈显得格外赏心悦目。舞团的传统是每个周末以集体舞结束。男剧团成员背着鼓、沙锤，站在中间敲着节奏，喊叫着；女团员们排成一排，手捧裙子，翩翩起舞，如蝴蝶一般。随着成员们一起跳舞，当天的气氛达到了顶峰。
男乐队成员戴着绣有“多巴”的帽子
摄影：马诗云
一曲终了，团员们脱掉了舞蹈服，换上了朴素的日常服装，脱掉了银色的舞鞋，穿上了适合行走的步行鞋。刚才打得那么猛烈的鼓，被装进袋子里，固定在车上。看起来只是一件普通的行李。脱掉衣服后，这些开朗的叔叔阿姨融入了上海街头的人群，继续扮演着我们日常生活中路过的普通人的角色。
白阿姨和丈夫向地铁站走去。两名未完成的成员加入舞厅舞者并继续跳舞。钱组长将三个音箱整齐地堆放在车尾的木板上，开着三轮车消失在公园里。热闹的下午。
两人都没有太多告别，但一周后我们又见面了。
（文中“老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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