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30年消灭艾滋病的大胆目标：是空想，还是现实？
2015年，当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承诺“到2030年将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威胁予以消除”时，那句“零新感染、零艾滋病相关死亡、零歧视”的誓言，曾让无数与艾滋病抗争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如今，站在2025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我们既见证了人类在艾滋病防治史上创下的奇迹，也不得不直面那些尚未跨越的鸿沟。
从1981年首例艾滋病病例被报道，到1996年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横空出世改写“绝症”宿命，再到2010年后“治疗即预防”策略席卷全球，人类与艾滋病的较量从未停歇。2022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接受ART治疗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已达2980万（2010年仅为770万），艾滋病相关死亡较2010年下降51%，围产期传播减少58%，新感染病例下降38%。这些数字背后，是数百万生命得以延续的温暖，是无数家庭免于破碎的慰藉。
从承诺到行动的漫漫征途
然而，当大流行的阴霾在部分地区逐渐散去时，另一种隐忧悄然浮现：“消除公共卫生威胁”的承诺被误读为“艾滋病已被终结”，全球基金、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等关键项目面临削减风险；COVID-19大流行导致的检测中断、治疗断层，让脆弱群体再次暴露在风险中；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年轻女性仍占新感染病例的70%，她们在性别不平等的枷锁下，连协商安全性行为的权力都微乎其微。
距离2030年的“大限”，已不足五年。这个曾让世界热血沸腾的目标，究竟是触手可及的现实，还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或许，答案就藏在那些尚未完成的征途里。
辉煌时刻：艾滋病防治的里程碑
从“死刑判决”到慢性病管理，人们发起治疗革命
1996年，当何大一博士提出“鸡尾酒疗法”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一突破会让HIV感染者的预期寿命接近普通人群。如今，ART不仅是保命的“救命稻草”，更成为预防传播的“利器”——病毒载量持续抑制者的传播风险几乎为零。2022年，全球95%的治疗者达到病毒抑制，这意味着他们既能像健康人一样生活，也不再是病毒的“移动传染源”。
在中国，这一转变同样深刻。
2003年“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前，艾滋病患者常因歧视藏匿于阴影中；而现在，社区药物维持治疗点遍布城乡，感染者可凭处方领取免费药物，门诊随访像高血压患者测血压一样平常。治疗的普及，让艾滋病从“见不得人的绝症”变成了可防可控的慢性病。
从“谈艾色变”到“主动防护”
暴露前预防（PrEP）的出现，为高危人群筑起了一道“化学屏障”。每日服用替诺福韦复方制剂，可使感染风险降低90%以上。更令人振奋的是2024年公布的-1试验结果：每6个月注射一次长效衣壳抑制剂，能为女性提供100%的保护。这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轻女性而言，无异于挣脱枷锁的钥匙——她们不必再依赖伴侣的配合，就能自主掌控健康命运。
母婴传播的阻断，更是堪称奇迹。
2010年，全球有31万新生儿因母婴传播感染HIV；而2022年，这一数字降至13万。在泰国、南非等国家，通过“孕期检测+ART干预+人工喂养”的综合策略，母婴传播率已降至1%以下，“艾滋病母婴零传播”不再是梦想。
从“各自为战”到“命运与共”，全球团结一心
全球基金和的投入，让资源匮乏地区的防治工作得以开展。2002-2022年，全球基金在100多个国家投入超过500亿美元，挽救了4400万人的生命。在马拉维，社区志愿者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村庄，为感染者送药上门；在印度，性工作者组织“归巢”为同伴提供检测和PrEP咨询；这些跨越国界的努力，印证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
是什么横在我们未竟的征途上？
说完了辉煌时刻，再来讲讲“至暗时刻”。
——HIV的感染率，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全球新感染病例较2010年下降38%，但2022年，仍有130万新发病例，且分布极不均衡。撒哈拉以南非洲承担了70%的新感染负担，其中15-24岁年轻女性的感染率是同龄男性的2.5倍。在肯尼亚的基贝拉贫民窟，年轻女性感染HIV的风险高达31%，她们中60%从未听说过PrEP，80%因经济依赖无法拒绝无保护性行为。
这种不平等背后，是结构性的社会困境。
——在乌干达、赞比亚等国，早婚现象普遍，15岁女孩的结婚率高达40%，她们在婚姻中几乎没有谈判权；而性工作者、跨性别者等边缘群体，因法律歧视不敢寻求检测——全球仍有33个非洲国家将同性恋定为犯罪，其中5国可判处死刑，这种环境下，“零歧视”的目标仿佛镜花水月。
更令人忧心的是，部分已实现“95-95-95”（95%检测率、95%治疗率、95%病毒抑制率）的地区，新感染率仍居高不下。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数据显示，尽管治疗覆盖率达92%，但每年每1000人中仍有8人新感染，这提示我们：单纯依靠治疗无法彻底终结流行，必须补上预防的短板。
雪上加霜的是，2022年COVID-19大流行，俨然为其他传染病防治带来了“次生灾害”，令防治体系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2020-2022年，COVID-19大流行让全球艾滋病防治体系遭遇重创。在印度，HIV检测量下降68%，ART药物库存告急，导致12%的感染者中断治疗；在巴西，性健康门诊关闭，PrEP发放点缩减，男男性行为者的新感染率较大流行前上升23%。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模型估算显示，大流行导致的服务中断可能使2020-2025年新增感染病例增加120万，艾滋病相关死亡增加69万。
还有一桩毁灭性的影响——信任的崩塌。
在赞比亚的农村地区，60%的受访者因害怕感染COVID-19而回避医疗机构，更遑论其他低生产力国家。这种行为模式，可能还会持续数年。
HIV防治遭遇资金与创新“双重瓶颈”
引发持续性危机
全球艾滋病防治每年需约260亿美元资金，而2022年实际投入仅200亿美元，缺口达60亿。更严峻的是，主要捐助国正缩减投入：美国2023年预算削减10%，英国对全球基金的捐款减少20%。这种趋势若持续，到2030年将有1100万人无法获得治疗。
创新药研发也面临困境。长效PrEP、广谱中和抗体等突破性技术因成本高昂难以普及——每年费用约3000美元，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GDP的3倍。而药企的研发动力不足，2022年全球HIV新药研发投入较2010年下降18%，因为在低收入国家，高价药物的市场需求被认为“难以变现”。
疫苗和治愈研究更是举步维艰。尽管mRNA技术为HIV疫苗带来新希望，但2023年启动的III期临床试验因招募困难被迫延期；功能性治愈在动物模型中取得进展，却在人体试验中屡屡碰壁。
没有疫苗和治愈手段，2030年后的防治工作将陷入“停药即反弹”的被动局面。
如何建立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实践路径？
首要的一点，也是老生常谈的一点，就是精准防控，让每一分资源，都击中传染病防治的要害。
在博茨瓦纳，研究者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80%的新感染集中在20%的“高风险社交网络”中。基于此，当地卫生部门对酒吧服务员、长途司机等核心人群实施“靶向干预”——免费发放PrEP、提供每月检测包，两年内使该群体新感染率下降47%。
这种“聚焦重点”的策略同样适用于中国。云南德宏州针对跨境卡车司机群体，在边境口岸设立24小时检测点，提供“检测+PrEP+转诊”一站式服务，2021-2023年该群体感染率从9.3%降至4.1%。事实证明，与其“撒胡椒面”式全覆盖，不如精准锁定“病毒传播枢纽”。
宏观方向说完了，微观上呢？
作者认为，让社区主导防治，等同于把钥匙交给最了解问题的人，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在坦桑尼亚，由性工作者成立的“向日葵联盟”管理着12个社区诊所，她们用当地语言讲解PrEP用法，陪同伴去医院取药，甚至为被家暴的成员提供临时庇护。这种模式下，性工作者的检测率从32%升至89%，远高于政府主导项目的51%。
社区的力量还体现在对抗歧视上。印度“彩虹桥”组织培训跨性别者成为，在德里的贫民窟开展反歧视宣传，使当地医疗机构对跨性别者的接诊率从2018年的17%提升至2023年的78%。正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所说：“被边缘化的群体，恰恰是解决问题的专家。”
信息化时代，除了人，技术也要大力革新，好让防治工具更适配现实需求。
长效制剂的出现正在改写预防格局。除了每6个月注射一次的，每月一次的口服PrEP、阴道环剂型等创新产品，解决了“每日服药”的依从性难题。在南非的一项试验中，使用长效注射PrEP的女性，坚持率达82%，远高于每日服药组的45%。
数字技术也在赋能防治。肯尼亚的“M-TIBA”手机应用，允许用户用手机预约检测、查看结果、申请药物配送，使农村地区的治疗覆盖率提升34%。中国的“互联网+HIV诊疗”试点显示，线上随访可使感染者的药物依从性维持在90%以上，与线下随访效果相当。
政策上，也要尽可能减少阻碍，或者更理想化一些，能够让制度为疾病防治“赋能”。
这点上，法律的改变能释放巨大潜力。
2019年，泰国将同性性行为合法化后，男男性行为者的检测率在三年内上升56%；2022年，乌拉圭将PrEP纳入国家医保，使用率从12%跃升至61%。
这些案例证明，政策不是防治的“天花板”，而应是“助推器”。
对于仍存在歧视性法律的国家，渐进式改革同样有效。马拉维通过“司法培训计划”，让法官理解HIV相关案件的特殊性，2021-2023年因“故意传播HIV”被起诉的案件下降70%，感染者的就医意愿随之上升。
2030年，我们能抵达终点吗？
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要消除疾病威胁，而非不科学地追求彻底消灭病毒。
首先需要澄清一点，“2030年消除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威胁”并非指彻底消灭HIV病毒，而是将其控制在“不构成大规模流行”的水平——即新感染率低于0.1/1000人年，艾滋病相关死亡降至罕见水平。按照当前趋势，若能解决资金缺口和不平等问题，这一目标在部分地区完全可能实现。
例如，泰国已将新感染率控制在0.08/1000人年，艾滋病相关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不足0.3%，基本达到“消除公共卫生威胁”的标准。这说明，只要策略得当，目标并非空中楼阁。
在我们面前，还有一层挑战，即打破“最后一公里”的壁垒。
即使有了有效的工具和充足的资金，“最后一公里”的服务断层仍是致命障碍。在莫桑比克，60%的村庄距离最近的检测点超过10公里；在巴基斯坦，70%的吸毒者因害怕被警察逮捕而拒绝接受美沙酮治疗。这些问题的本质，是“服务体系”与“人群需求”的错位。
解决之道，就在“去中心化”其中。
什么是去中心化？简而言之，是灵活，是随机应变。譬如，将检测包放进杂货店，让社区志愿者成为“移动药房”，用无人机向偏远地区配送药物——在卢旺达，这种模式使农村地区的治疗覆盖率从2015年的41%升至2023年的89%。
无论2030年目标是否如期实现，艾滋病防治都将进入持久战阶段。在防治工作的下半场，没有疫苗和治愈方法，就需要持续投入以维持治疗和预防成果。测算显示，2030年后每年仍需200亿美元资金，才能避免已取得的进展付诸东流。
更重要的是，艾滋病防治已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更是社会公平的试金石。那些因贫困、性别不平等、法律歧视而暴露于风险的人群，恰恰是对“健康权是基本人权”的拷问。正如南非艾滋病学家奎因・阿卜杜勒・卡里姆所说：“我们能否终结艾滋病，取决于我们能否终结不公。”
在绝望与希望的夹缝中英勇前行
从1980年代的“绝症”恐慌，到如今“治疗即预防”的从容，人类与艾滋病的抗争史，是一部用科学击碎恐惧、用团结对抗歧视的史诗。我们曾在黑暗中摸索，也在曙光中奋进——那些从ART治疗中重获新生的感染者，那些因PrEP而免于感染的年轻人，那些为同伴奔走的社区工作者，都在诉说一个真相：改变是可能的。
2030年的目标或许仍有距离，但每一步前行都有意义。当我们为年轻女性提供自主预防的工具，当我们让边缘群体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当我们用创新技术跨越服务的鸿沟，我们不仅在接近“零感染、零死亡、零歧视”的终点，更在构建一个更公正、更温暖的世界。
对于感染科医生而言，这份征途既在诊室之内——精准的诊断、耐心的随访、温暖的沟通；也在诊室之外——为政策呐喊、为群体发声、为平等奔走。因为我们深知，消灭艾滋病的终极战场，从来不止于病毒本身，更在于我们能否用智慧与同理心，缝合这个世界的裂痕。
前路或许陡峭，但只要脚步不停，希望便不会缺席。